在上海采访丰子恺的小女儿丰一吟时，87岁的丰一吟拿了一张名片给记者，上面伏案低眉在桌上写字的正是丰子恺画的她，父亲在画中永久珍藏了女儿十一岁时的一瞬间。

　　丰一吟在丰家是最小的女儿，是七个孩子中倒数第二，最小的老幺是在石家庄的弟弟。但如今七个子女中在世的只有丰一吟了。丰一吟写了好几本关于父亲丰子恺的书，一本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丰子恺传》，是丰家子女六人合写的；一本是华东师大在1998年出版的《潇洒风神——我的父亲丰子恺》，后来再版时改成《我的父亲丰子恺》；还有一本传记是200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和爸爸丰子恺》，那一年是丰子恺诞辰110周年。在年老记忆衰退之前，她也在书写中永久地珍藏了自己所知的父亲的一生。

　　1984年在上海成立了“丰子恺研究会”，最早的一批会员有十个人左右，其中丰家的后代占了一半。在上海的这次采访，谈话者还有丰子恺的外孙杨子耘、外孙女杨朝婴，他们是《丰子恺全集》书信、日记卷的编者，大概也是丰家最熟悉丰子恺著作的后代之二。在世人眼中特别爱孩子的丰子恺，在孩子们的眼中又留下怎样的回忆？

　　“民众心目中，丰子恺非常迷人”

　　2016年或许可以称得上丰子恺年。

　　作为五四以来真正践行平民立场创作的艺术家、散文家、翻译家，丰子恺亲切、朴素、淡雅又隽永的作品深受民众喜爱。这种喜爱，早在1925年，郑振铎将他的漫画发布在《文学周报》上、以“子恺漫画”诞生的那时起便已开始。也因此，自民国以来，市面上便一直不乏丰子恺的各种单行本和漫画集。而丰子恺创作的全貌将在今年进一步地为人们所了解——五十卷的《丰子恺全集》将在四月由海豚出版社出版，十卷本的丰子恺译文全集也正在浙大出版社紧锣密鼓地编辑中。

　　除了这些大规模的丛书，还有几本以往从未与读者见过面的作品。一本是丰子恺在“文革”期间写就的宗教类著作《大乘起信论新释》；一本是丰子恺写的小故事集，据丰子恺先生外孙杨子耘介绍，丰子恺先生读古文书时随手会将自己读的一个一个小故事翻译出来，写完自己装订成小书放家里，给孩子们翻看，“文革”中这本自家编印的小故事集刚好在第二个女儿的第二个儿子手中，没有被毁坏，2016年，这本给家里孩子们写的小故事也将出版；还有一本是丰子恺的书法作品，原本是他用四年时间写成的一个十七米长卷，抄写的是他自己喜欢的古诗。

　　丰子恺一生勤奋，一辈子都在画，在写，创作量惊人。“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在编五十卷全集的时候，《丰子恺全集》主编、丰子恺研究专家陈星和他的编者团队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发现丰子恺的艺术理论、他的散文创作、他的漫画创作、他的音乐普及工作、他的书法创作，如果说就以年份、月份和日期来算的话，几乎每一天有好几篇作品出世。

　　五十卷的全集，文字量最大的是艺术卷、艺术理论、艺术杂著卷，有十二卷；第二大容量是文学卷，有六卷；书信日记是两卷；美术是二十九卷，再加上附卷的索引、年谱。

　　这些都扩展了人们以往所见的关于丰子恺的视野。在陈星看来，这套丛书的出版将标志着丰子恺研究的一个新的开始。“今天的学术界对丰子恺的评价和定位，和民间社会对丰子恺评价定位是有差异的。”陈星说，“仅从作家角度来讲，现代文学学术界的注意力，往往定位在鲁迅、巴金、老舍这些作家身上，当然大家承认丰子恺很优秀，但是他总是被放在第二位的，但是民众心目中，丰子恺非常迷人，而且对丰子恺的评判，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价值将会越来越凸现。”

　　丰子恺留下的还不仅仅是文学财富，在陈星看来，从美育角度讲，丰子恺也是五四以后中国现代美育奠基者之一。在丰子恺漫长的艺术教育生涯当中，他是当时第一本美育杂志的编者，也写作或者译介了大量国内外的艺术理论见解，“他甚至还有《中国30年艺术教育回顾》这样一篇文章，完全可以大胆地说，是探寻中国美育之路的一个非常好的精神食粮、文化资源、文本资源。”

　　“这些资源我们之前没有认真梳理，他的儿童观、他的美育教育理念，这些在当时就很超前，今天也都没过时。”陈星这样说。

　　挈妇将雏逃难时

　　杨子耘（丰子恺的外孙）

　　丰先生的画最好的是在《精品》（《丰子恺精品画集》）里面，236幅。这套画在台湾展出，在香港办过画展，这套外公是不卖的。画展的时候有人看上了，就在旁边别个字头“某某人欣赏”，画展结束了，一幅幅给人家画，样品不卖的。这套画只在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上海展出过。

　　这些画是逃难时画的。逃难时一家老小三代人，所有开销都在外公身上，没钱了赶赶赶，一张张画出来，画卖出去接着逃难。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照理说该回到江南来了，但是没钱回来，一直绕绕绕，花了一年多才回来。因为刚开始到郑州，结果郑州打仗了，国共开战，铁路不通，又回到武汉，武汉再开画展筹了点钱再往上海走，这样回来的。这些画不卖的，装一个皮箱放家里，“文革”中抄家抄走了。后来就给小舅舅，小舅舅“文革”中因为受家庭影响到石家庄做工人，外公把这个皮箱子的画给了小舅舅。后来唐山大地震，小舅舅其他什么都不拿，这一箱子的画睡觉也放在边上，啤酒瓶倒过来放地上，啤酒瓶一掉地上就拿起箱子跳窗出去。

　　外公最喜欢小舅舅，小舅舅是抗战时出生的，我外公还说，出去躲战乱，回来还多了利息。小舅舅本来叫“新枝”，外婆不喜欢，后来叫“新眉”，意思是新长出来一张叶子。

　　丰一吟（丰子恺的小女儿）

　　逃难的时候他画画的，爸爸给我画的这张画就是在遵义，到遵义时已经太平了，但我们住的房子前面是沙滩，那里是杀人的，死人头上还点灯，我们都不敢走。看到男犯人拉去枪毙，妻子手里烧着纸钱，身后孩子哭着，大人把门关起来，但没用的，那里是必经之路，后头走过心里还是怕的。

　　逃难时一家老小十一个人，难得不得了。有一次十一个人分成四批走，有老有小，最后一个到的是二姐，大家团聚开心得不得了，大家喝酒庆祝。当时又没有手机，没有电话，四批总算凑齐花了好几天。

　　吃饭的时候爸爸写了一张表，第一组几号在哪里，第二组几号在哪里。有时候是前面的一组走路，后面姐妹们坐的车子开过了也不知道的。有一天走九十里累得不行。幸运的是一大家子没有走散，怎么办呢？就是在汽车站贴条：“我们到哪个小旅馆里”。署名是“丰仁”，这是只有家里人和比较亲厚的朋友才知道的名字，结果曹聚仁到旅馆里来了。爸爸和曹聚仁是读书时候的同学，但后来为了《护生画集》两个人不太开心。

　　一大家子赚钱的就靠爸爸一个人，画画写字。实在没有钱了，大姐一岁的时候爸爸妈妈给她一个银元，两岁的时候给她两个银元，我几岁也给几个，到这个时候我们（把压岁钱）全部拿出来才能走。

　　但是我们也是苦中作乐的，比如小孩玩览胜图，是逃难到一个地方时人家家族藏的游戏，我按照一比一的大小临摹过一幅，逃难中偶尔有空闲下来可以消闲。我爸爸教孩子背古诗，有一个姑姑教大家数学。

　　杨子耘

　　外公一般早上很早起来，这段时间是工作的，另外上午一定是工作的。以前日月楼（丰家在陕西南路的旧宅）一楼到三楼都是我们一家的，一楼是客厅饭厅，二楼住人，外公工作在二楼，三楼也可以住人，一般是来客人的时候住三楼。楼梯上地板是打蜡的，很滑，我们一大群小孩像滑滑梯一样，从楼上地板上咯噔咯噔滑下来。但上午这段时间我们都知道不能去玩的，外公要工作。

　　他下午有午睡，接待接待客人。外公爱喝酒，晚上一般提前喝酒，我们还没吃完饭，他开始喝酒了。他有一个专门烫黄酒的铜器，菜也不多，就几个小碟子，倒点酒。晚上大家吃饭的时候他不大吃，他有一句话是：“酒是米做的。”有时候喝酒还念点古诗，边喝酒边看我们吵吵闹闹。有时候小舅舅在还弹弹钢琴，家里还养了只猫，走来走去的。

　　外公一家在上海住过好几个地方，后来住在日月楼。日月楼很热闹，一到休息日——那时候还是单休，七个子女，子女下面又有孩子，又差不多都在上海，只要到休息日都会过来，特别是过年，特别热闹。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外公有时候的工作量其实还蛮大的。比方说翻译《源氏物语》。解放后他画画少了，文学翻译比较多。上海画院聘请他当院长的时候他提了三个条件：不坐班，不领工资，不开会。后来呢院方折中了一点，说不坐班可以，领一点工资，平时开会可以不来，重要的会议参加，后来丰先生就同意了，副院长是唐云和程十发。

　　丰一吟

　　“文革”中，我父亲和唐云在一起关牛棚，他想喝酒，我弟弟送酒去，监管的人不给，父亲跟他说他风湿痛，非要吃的。1948年去台湾开画展，开明书店的老板陪着，当时也有人让父亲留下来，但是台湾没有他想喝的老酒，只有清酒三花酒，他觉得没劲。

　　杨子耘

　　外公关牛棚里是和唐云一起关，两个人一起关牛棚，一起诵古诗、对对子。几千首古诗会背。“文革”中我的小舅舅和我外公用古诗接龙，接很长，而且最后的一个字和第一个字还要接起来。

　　丰先生在“文革”中做过很多事情，很多人觉得“文革”中就是批斗批斗，他外面挨批斗回来继续工作。他翻译过《大乘起信论新释》，还翻译了《落洼物语》和《竹取物语》，还有就是写了《缘缘堂续笔》。《缘缘堂续笔》的风格人家都说看不出是“文革”中写的，和以前的风格是一致的。还画了《敝帚自珍》，一百多幅，常常做展览的是这个里面的画。《敝帚自珍》意思是说：“你们搞批判，你们不喜欢了，我自己还是很珍惜的。”还有一个地下工作就是做得《护生画集》第六册。他做过很多事情。

　　外公当时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们当时在奉贤的五七农场，我看我阿姨写的传记，外公这么大年纪采莲花，住在很破的屋子里，雪会掉在枕头边上。

　　我整理全集的书信卷，看到“文革”中他和我小舅舅的通信，几乎每一封信就会写：“那个牛皮官司可能要解决了。”后面又写“其实我也不急的。”其实他心里是很急的。他说：“如果把我的案子拖下来，我就不留在上海了。”

　　杨朝婴（丰子恺的外孙女）

　　《大乘起信论新释》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能出版的，因为是宗教内容，是封建迷信，后来呢，是托广洽法师的好友周颖南带了一捆手稿到新加坡，外公特地关照：不要写他的名字，就叫“中国无名氏”。但实际上影印本上面的钢笔字迹一看人家就知道是丰子恺的。外公说，“这不算犯罪，因为这也是在做好事，抵消了。”

　　外公唯一的一张彩色照片，也是那时候拍的。一个小桌子，戴着一个小帽子，“文革”中外公在日月楼二楼，有半个阳台是我外公的，隔壁是小阿姨家，一楼被造反派占了。他早上四点钟就起的，画《护生画集》，按理说可以拖几年的，但他觉得活不到那个年纪了。就提早完成了。因为半个阳台很窄，外公那个小床是定制的，一米五八长，外公人有一米七四，“文革”就这样过来的。

　　丰一吟

　　弘一大师说过：“我五十岁生日你画五十幅画，我写五十幅字，我六十你画六十幅我写六十幅。”爸爸说：“是寿所许，定当遵嘱。”

　　按照冥寿，弘一一百岁，是1979年，爸爸是81岁。他那时候知道他活不了那么久，就提前画好了。他1975年去世的，“文革”结束前一年。最后去世前，我还背着他下楼，我都背得动，他那时候已经很瘦了。

　　儿女对我的关系如何？我不曾预备到这世间来做父亲，故心中常是疑惑不明， 又觉得非常奇怪。我与他们（现在）完全是异世界的人，他们比我聪明、健全得多；然而他们又是我所生的儿女。这是何等奇妙的关系！世人以膝下有儿女为幸福，希望以儿女永续其自我，我实在不解他们的心理。我以为世间人与人的关系，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君臣、父子、昆弟、夫妇之情，在十分自然合理的时候都不外乎是一种广义的友谊。所以朋友之情，实在是一切人情的基础。“朋，同类也。”并育于大地上的人，都是同类的朋友，共为大自然的儿女。世间的人，忘却了他们的大父母，而只知有小父母，以为父母能生儿女，儿女为父母所生，故儿女可以永续父母的自我，而使之永存。于是无子者叹天道之无知，子不肖者自伤其天命，而狂进杯中之物，其实天道有何厚薄于其齐生并育的儿女！我真不解他们的心理。

　　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丰子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