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奇谭》，张草著，九州出版社2015年8月版

　　阿南是个普通的台湾人，腿瘸，做点小买卖，用十多年的积蓄买了一个越南媳妇阿莲，自然百般疼爱。忽一夜，他看见了毛骨悚然的情景：阿莲的头离开躯体飞走了！庸常的日子自此改变。以上是张草《双城奇谭》里一篇小说的开头梗概。

　　张草，马来西亚华裔，属于我们常说的“南洋”地区。南洋自古中国移民甚多，受中国文化，尤其是南中国(以广东福建为主)的文化影响之深，即使到了移民第三代如张草者，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历历可见。他的志怪小说集《双城奇谭》即是具体显现，其内容多脱胎于中国志怪小说(当然也有从西方玄幻文化中汲取营养的地方)。

　　熟悉古代笔记的人知道，人头能飞离躯体的传说自古有之。蒲松龄《聊斋志异序》言，“睫在目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飞头国在唐段成式看来，是一种民俗。《酉阳杂俎·异境》载：“岭南溪洞中，往往有飞头者，故有飞头獠子之号。”所谓“獠子”，土著也。(晋张华《博物志》卷二：“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獠子。”)这种怪异的民俗，或曰传说，刑天神话是否为滥觞尚未可知，但流传甚广(甚至在日本也能发现踪迹)，以至于在南洋地区亦成为颇入人心的民俗，至今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人们依然相信这种怪人的存在。于是《阿莲断头记》就有了“合法性”。

　　实际上，花钱买个越南媳妇，在台湾及内地是寻常事。张草在台北做医生时，经常目睹类似的事。他写《阿莲断头记》的初衷，“我深望这些女子不要被当成生孩子的工具，买来的奴隶，可是这类新闻又时有所闻。因此才在《阿莲断头记》中为她们找个好归宿。”自此，古代志怪小说便产生了现代意义。并且，张草的写法亦是现代小说，比起言简意赅的前者细腻多了。鲁迅先生以为，由于巫风鬼道及小乘佛教的影响，中国志怪小说并非有意为之，“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中国小说史略》)张草戮力其中，使文学反映现实有了一层新的意义，也使传统志怪小说形式焕发生机。

　　《超级玛丽》立足于佛家中阴身和六道轮回理论，却反映了现代台湾某些地区男权思想对女性的荼毒。玛丽是一个含辛茹苦的妻子、母亲，丈夫和子女却从不体谅她。玛丽因机缘充当了无常的帮手。无常为感谢她，安排后者下世在美国富裕家庭出生。玛丽依然利用残留的能力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台北迷路》借鬼魂之口叙述了台北的城市变迁历史及日本占领的影响，表达了作者对城市迅猛发展的迷茫与恐惧。说实话，我在北京这类内地的巨大城市里也有相似的感觉。一个城市过于庞大，往往对居民有所异化。张草的这些小说，与其说是中国志怪小说的现代化，不如说是用志怪方式来反映现代社会物质化更准确一些。

　　“双城奇谭”的另一城是伦敦。张草试图再现基督教统一欧洲前的多样精神面貌。在他的笔下，西方古代神话、巫术、吸血鬼传说以现代形式(例如电玩故事)复活。张草“试图将它写得像翻译小说”，却无法引起我的兴趣。西方的恶魔鬼怪往往与人类对立，不像中国那样，人鬼双方相互吸引，鬼狐想变成人，而书生也不以娶个狐狸老婆为忤。我以为故意写成翻译体倒是个值得谈谈的事。林语堂、梁实秋等人早就写过类似的作品。钟鸣受博尔赫斯的影响，写出《窄门》、《畜界人界》等脍炙人口的书，内容驳杂而极富志怪风格，用的便是翻译体。徐来《想象中的动物》一书的素材，全部来自中国古代笔记(泰半为志怪小说)，也用翻译体。中国古典内容与西式行文的结合，产生了一种奇特而充满魅力的文风。他的新作《碎前故事》亦采用翻译体。

　　虽然徐来在《碎前故事》代序里说明他的故事得益于段成式(他吃掉了段成式墓地里果树的果实，从此故事在体内生长)，并自称“破解了段成式留在书里的谜题”，但多数故事，不仅语言是西方的，内容和趣味也是西方的，怪诞、血腥、不可理喻(但出于中国作家的惯性，徐来并没涉及哥特小说常见的乱伦、食人的主题)。几百篇故事打通古今，纵横中外，读之令人有穿越时空之感。可以看出明显的爱伦·坡与霍夫曼的痕迹。

　　与《双城奇谭》和《想象中的动物》比较，《碎前故事》书如其名，呈碎片化，都是些小故事，有些还是地道的寓言故事。所以《碎前故事》更接近西方的哥特小说或黑童话。有些读者抱怨它不如《想象中的动物》好看，甚至有些根本看不懂，看不下去。这个问题可以在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烟火》的后记里找到答案：“就形式而言，故事跟短篇小说不同之处就在于，故事不假装模仿人生。故事不像短篇小说记录日常经验，而是以日常经验的背后地底衍生的意向组成系统，藉之诠释日常经验，因此故事不会让读者误以为自己了解日常经验。”(瘦猪 自由撰稿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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