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讯 见习记者朱蓉婷 中国最该向日本学什么？这个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岛国，又何以在其文明母国衰落之时举起了屠刀？2014年6月，著名作家熊培云受东京大学邀请，开启了他近五个月的访学历程。行万里路，写一卷书。熊培云以记者的敏锐和学者的深度，详细记录了旅日期间的所闻与所思，把自己的日记集结成《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这本书，不仅梳理了日本自明治以来的思想流变，同时深入探讨了当今日本的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4月24日，作为广州市天河区文广新局“读书月”活动之一，熊培云携新书《西风东土》来到方所，和读者分享他此次日本之行的感受，以及探讨中日和解等一系列问题。

　　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

　　“从日本回国那一天，我从东方起飞，依旧回到了东方的土地。”在他看来，同为东土，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至于药性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有关“日本是中国之药”的结论，使《西风东土》注定不只是一本“日本之书”，更是一本“中国之书”。

　　虽然熊培云在日本只待了四五个月，但他却在访学之余，采访了一百多位日本当地人，这里面包括了学者、政府官员、律师、杂志主编、新闻记者、家庭主妇、企业家、小商贩、大学生、皮条客、维权者、自建房屋者、年届九旬的长者、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后代……甚至还有右翼分子。谈起这本书的写作，熊培云一直强调写作中克服偏狭的重要性，这和他在2012年到美国访问的经历有关。

　　走进更广泛的人群

　　2012年，熊培云到美国伊利诺州观摩大选，在街边随机民意调查中，几乎90%以上的人都准备助奥巴马一票之力。然而，其他民调却显示奥巴马和罗姆尼两位候选人平分秋色。如此大相径庭的两份调查结果，使熊培云意识到了自己的样本出了纰漏：大量底层民众、黑人及拉美少数族裔。“每个圈子都有局限性，作为时代观察者和思考者，如果想了解更多，就得不断地离开原有的圈子，走到反面去。我相信就算是在右翼内部，声音也是多样化的，我不急于从表面的叙述得出一个价值观式的终极判读，我要小心翼翼。”因此，在《西风东土》的封面上还印了这样一段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只为了一个信得过的道理”，这个道理也许并不只一个，但它需要我们走近更广泛的人群中，去倾听更多的声音。

　　对话

　　以石桥湛山为对话的切口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在书里提到，第一次去日本是在五年前，当时日本刚经历了“311地震”，灾后日本的情况是怎样的？

　　熊培云：当时是2011年的秋天，地震已经过去一阵子了，我住在栃木县，离地震中心并不算很远。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内心的紧张感更强，老担心核辐射什么的，我看日本人看不太出来，他们反而很平静。我在书里写了，当时东京大学的阿古智子教授，带着她的儿子和我们一起去，她都不担心，我们有点过度紧张了。

　　最近熊本地震，包括几年前的“311”，部分网友的言论我觉得大家不用太在意，这些人未必是很多的，我们要考虑到其中传播的因素。和“311”那次网民的反应相比，这种声音明显是减少了很多，我想这跟互联网的影响也有关系，中日之间的民间交流和理解也在增加，总体上在往理性的方向发展。

　　南都：后来你2014年6月又到了东京大学访学，主要研究的是哪些课题？

　　熊培云：并没有特别研究的课题，一开始他们找我，是因为看到了我2011年在早稻田大学的一个演讲，我在演讲里谈到关于中日之间的“和解”，他们关注的是这个。另外，他们认为我在中国算是一个公众人物，希望通过我，让我把自己对日本的观察和印象传递给中国人。

　　到了日本的第二天，我就定下我自己要研究什么了。当时和朋友们聊天聊到一个人——— 石桥湛山，这个人曾在战后出任日本首相，后来因病辞职了，只做了三个月不到的首相，很多日本人根本不知道他，在中国更是属于被淹没的状态。但是关于他的“小日本主义”的主张，以及他背后反映的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两种思潮的对决：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的国家主义、皇权主义，和以札幌农学系(今北海道大学)为中心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却很重要。

　　石桥湛山这个人非常了不起，于是我在采访中就反复地问：“你了不了解石桥湛山？”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涉及到日本的立国之本，以及日本到底坚持着一种什么样的主义和潮流，我的目的是想知道在日本到底有多少人了解这个人，他是不是被遗忘了？关于石桥湛山的追问成为我这本书最重要的一条线索。

　　日本的农民过得快乐

　　南都：《西风东土》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

　　熊培云：这本书是以日记体的方式写的。在日本期间，我每天的行程都会记录下来，包括我的见闻、所思所想。回国后面对50多万字素材感觉无从下手，把它整理出来，裁减成20、30万字的话我也于心不忍，里面有非常多有价值的思考，如果删减以后出一本薄书的话，对我来说是一种遗憾。最后我还是用日记体的方式，每一篇都加一个标题和索引，这也表现出我的一种诚意，我想把自己的见闻都原汁原味地奉献给读者。有的人可能会说，读者看到的都只是二手材料，对我来说我要面对的是一手材料，我的记录和书写就要尽可能保持客观公正。

　　南都：几年前，你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这本书反映了你对农村问题的观察和思考，那这次去日本有去到农村吗？你对日本农村有怎样的印象？

　　熊培云：我去的是阿信的老家，在山形县。总体来说日本农村的传统保留得非常好，因为我只是去了一个地方，所以不能代表我对日本农村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我在书里谈到一个叫须贝智郎的农民，他同时还是独立音乐人和演员。智郎是一个特别热爱土地的人，喜欢音乐，每年组织乡村音乐节，还在N H K的农民歌手大赛中获奖。他筹拍了一部名为《桃源乡》的电影，但由于“桃源乡”的日语发音和拉登的“基地组织”很像，只好被更名为《饭团》。这部电影讲的就是一群质朴的农民对家乡土地的热爱，智郎在影片里算是本色出演。总的来说，就我对山形县农村的观察，我感觉他们的农民还是过得非常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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