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岛由纪夫

    其实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人就想起三岛由纪夫来了。那时爆发了第一次海湾战争，日本人竭力争取海外派兵。一个没有军事能力的国家是非正常国家，一个体制涣散的国家是危险的。这种危机感，这些年来在日本愈煽愈盛，去年，安倍政府终于走出了改变战后体制的第一步。从中国角度看，安倍走的是危险的一步，但从日本角度，却是走向了安全保障。当然并不排斥有人游行抗议。

　　反思“黑色星期五”惨案，有人把矛头指向西方“左派”，说是因为“左派”的理想主义，导致了对恐怖主义的绥靖。“左派”本不应具有绥靖的面目，但实际上，确实或因为“反反思维”，或因为一厢情愿，或因为趣味相投，西方“左派”对专制主义常表现得十分谅解。实际上，“左”“右”诉求往往难以截然区分，虽然一个向前，一个向后，往往交战在乌托邦的战场上。“右翼”的三岛由纪夫当年跑到东京大学企图说服“左翼”学生，被学生轰出来，但他们又都反对“战后”的“安保体制”，只不过三岛要“天皇制”，学生要“民主”，而且这些要“民主”的学生举的是毛泽东旗帜，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搞“民主”。顺便说一下，中国的“左”“右”与西方是相反的，“右派”本应是猥琐的。说句不合时宜的话，不仅是无论“左派”“右派”，而且无论“野蛮人”“文明人”，在寻找乌托邦的意识形态上，并没有截然的区别。我们不是也在质疑“现代性”吗？比如20世纪后期在迅猛发展的“新时代运动”，就试图从5000年来全球文明史的大背景上重审“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根源与动力，从而检讨“文明霸权”和“文明帝国主义”。

　　对“文革”，不得不说，其改造世界、建立乌托邦的理想图景确实令人眩幻。尽管我竭力压制自己的革命情结，甚至压制到颓废里去(其实颓废不也是一种激情吗？)，仍对那个年代有着异乎寻常的感觉。作为中国最后一批“红卫兵”，当我读到中国最早一批“红卫兵”的张承志《心灵史》里的文字，总会产生莫名的激动。我想对张承志的这种感觉不止我一个，当然前提是张承志不是既得利益者，他是被放逐者，这使得他的理想主义具有了说服力。

　　巧的是，《心灵史》写的就是穆斯林。此次有人把张承志拉出来说事，试想，如果换成一个张扬基督教精神的作家呢？当然，此次袭击，很多时候被描述成是伊斯兰教徒对基督教徒的虐杀，因此肯定不会被异议，只能被同情。那如果是佛教徒作家呢？一定也不会成为标靶。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日本“左翼”学生运动失败后，一些不肯投降者要么上山打游击，要么出国，比如去朝鲜，而相当一部分去的就是伊斯兰世界。

　　革命必然导致暴力，温和的改良，如果不能达到改天换地，最后仍然滑向革命。为什么会有人迷恋暴力？当年我在日本，看媒体采访日本“暴力团”成员，问其为何放着好好生活不过，却要加入黑社会？回答：迷恋红色的感觉！当时我猛然一愣，问自己：我即便厌恶革命，血液难道就不是红色的？革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没有“红色”的生活一片黑暗，《红与黑》里的于连最有感受。“暴力团”，在我们这里称为“黑社会”，“黑”与“暴力”固然匹配，但“黑”怎么跟“红”联系在一起？此次“黑色星期五”，对被虐杀者是“黑色”的，而对虐杀者，则是“红色”行动。而且，我们其他人，当我们谴责“黑色”虐杀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正视自己内心的激情？包括此次甚嚣尘上的对伊斯兰宗教的否定。

　　此次事件，我听到最理性的声音就是要分清伊斯兰主义和极端伊斯兰主义。但其实，极端就是极致，就是纯粹，不允许杂质。不极端的宗教还是宗教吗？即便一定要界定有个完满而非极端的界限，那么完满离出极也仅只隔着一层薄纸。有人说到了爱，但爱恰是世界上最极端的事物，它往往导致暴力，只不过是以爱的名义施暴。爱，就拿起鞭子。爱的血是浓得化不开的血，人类文明就是淡化血浓度，化得越淡，离人的本性越远。所谓文明冲突，不过是本性与进化的冲突。

　　有人说，文明之间没有冲突，只有竞争。这是极好的理想。特别是在这种时候，很容易激动人心。但竞争是必须在力量基本相匹情况之下的，力量悬殊，如何保持竞争态势？只能是冲突。当然作为乌托邦思想也可以存在，但这种闭起眼睛就没有悬崖的乌托邦，岂非也是另一种的极端？至于基督教中一味强调的宁可被损害也要爱人，有多少可操作性？我很怀疑。

　　我们固然要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但正视人类精神里的乌托邦情结，无论怎样观点的理想主义，以及可能导致的走火入魔，更为重要。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作为作家，老实说，我很惶惑。我知道自己无法安放乌托邦情结。作家应该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技术分子不同的是，当他接受知识时，他同时接受了乌托邦思想。不仅如此，作家又是“美”的“原教旨主义者”。当“美”与“真”联手，它是一种逼迫；当“美”与“善”联手，它必定要“清洁”；当“唯美”产生，它就是“唯恶”，谷崎润一郎直接称“唯美主义”为“恶魔主义”。至于美的最高形式的“崇高”，则更是在“恶”的基础之上实现的。许多恐怖主义者都是“文青”“艺青”出身，从艺术走向现实，仅一步之遥。

　　去年北京搞了我一个作品研讨会，去之前，我约好一个老友，他喜欢我的作品，我们相约在研讨会场见面。但我到北京时被告知，他进了精神病院。我们相约时他还好好的，也许那时候就发病了？只是我没有觉察出来？抑或我自己精神也未必正常？我不能肯定他就是因我而病的，但他喜欢我的作品，我是否多少需要一点反思？想想，在喜欢我作品及也写我这样作品的熟人中，已有多个进过精神病院，我是否完全逃得了干系？我写作时，我只知道一味地张扬自己的文学乌托邦，我在寄托，我在释放，我在传播，也许我已经成了写作恐怖主义者。

　　套用一句曾经的诗句：要想热血不这样奔流，凭人类的理性显然不够。恐怖主义无处不在，过去在美国，现在在巴黎，其实它在我们每个人心里；恐怖主义无时不在，只不过有时爆发出来，有时在内心滋长着；恐怖主义有各种形态，但它的温床都是乌托邦。（文/陈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