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美)裴士锋著，黄中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15年11月版

　　裴士锋选择聚焦于近代湖南人，乃因在撰写《天国之秋》时，发现自太平天国以来，湖南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反清革命领袖中有一半是湖南人，同盟会中湖南籍成员最多，而中国共产党第一届政治局的成员则有整整四分之一是湖南人。

　　湖南人在近代历史上的突然“发力”，单纯从地理位置上解读缺乏力量。在中国漫长历史长河中，只有近代湖南人才突然以一个星光闪耀的庞大群体，迅速走向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通过拼接近代湖南人群体的精神路线图，裴士锋相信，屈原当是近代湖南人极易追溯的第一个精神高地。不过，屈原更大程度上只是为湖南人提供了精神地标的象征意义，真正激励湖南人奋勇实践、克难奋进的，当是湖南人王夫之。

　　屈原与王夫之，二者均具有抵抗特质。前者以最为激烈的方式纵身跳进滚滚的汩罗江，后者则是在反清复明的行动努力失败后，退隐乡野，以潜心学究的方式，图谋拓展反清复明的精神纵深及外沿。从屈原身上，湖南人读到的更多是抵抗。王夫之则除了抵抗，还包括对汉族的深深忧思，这种从忧思出发的精神有效结合了他反清复明的行为实践，因此，对湖南人更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引意义。

　　虽然近代湖南人的精神图谱总体上以抗争为主基调，但又发展出这么两个明显区别的不同向度：一是崇尚激进刚烈抵抗的方式，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比如谭嗣同、唐才常、杨毓麟、黄兴、蔡锷等人；二是既充分吸取王夫之的抗争精神内涵，又能有效结合时势对抗争精神进行适当改造，比如曾国藩、左宗棠、杨度，尤以有过外交经历，有一定国际视野的郭嵩焘改造为最力。

　　曾国藩、左宗棠虽然在弘扬王夫之思想方面出力甚伟，但他们显然有意回避王夫之思想中反清复明这一出发点。所以王夫之的著作虽经他们之手得到大力推崇，但那些涉及反清复明的敏感部位，还是不得不烙下“此处被编者删去若干字”的尴尬。虽然认为清廷的确无能，但“郭嵩焘不主张革命”，这一点与王夫之的抵抗出发点显然有着天壤之别。尤其是，在亲身体验英国工业革命的伟大成果回到家乡后，郭嵩焘立即深陷两难困境，一方面渴望迅速传播西方发达工业文明，造福于乡亲；另一方面又不被乡亲士绅认同，处处受阻。对郭嵩焘而言，弘扬王夫之精神显然是一个极佳的切入口。在郭嵩焘看来，家乡精英阶层即便对他郭嵩焘再如何心存不满，在弘扬王夫之精神方面应该还是可以找到不少共同语言。郭嵩焘显然太过乐观，他所倡导的那些理念直到百年后才真正为人们所重视。

　　如果说郭嵩焘有意借助王夫之的影响力，重塑湖南人的精神，那么，谭嗣同、杨度等人则看到了王夫之思想在时代变化下的局限性。谭嗣同、杨度等人发现，王夫之思想精髓要想能为新时期发扬光大，不能再拘泥于反清复明的狭隘视野，必须放大到全中国的更大空间。章太炎对于王夫之思想外延的拓展，因循了同样路线，这也是王夫之思想精神在清廷覆灭后得以延续并最终走向全国的重要转折点。

　　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表明王夫之曾赖以生存的反清复明理论面临失去问题导向的民族情绪土壤，王夫之思想有面临收窄至文人道德的危险。改造王夫之思想精髓成为湖南精英阶层包括留日学生的重要任务，于是，“独立精神”应运而生。“独立精神”一开始仅具湖南地域意义，并得到一些知名人士的推崇。袁世凯逆势称帝后，湖南终于揭起独立大旗，但仅仅灵光一现。深处内陆腹地、与其它省份有着高度文化认同的湖南，不可能置身中国时局事外，周边省份也无法接受湖南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政治身份的邻居。继而，湖南“独立精神”被进一步改造，终上升为民族独立精神，并越来越获得湖南域外精英人士的认同。至此，王夫之的抵抗思想成功实现了改造，并升级为民族精神支柱之一。

　　毫无疑问，自太平天国以来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几乎都能看到湖南人的身影。按照裴士锋的解读，近代湖南人的精神起源于屈原特别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抵抗为近代湖南人提供了形形色色革命的精神动力，这是近代湖南人不变的精神内核。不过，近代湖南人抵抗精神形成后并非一成不变。以曾国藩为开端，到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杨度、黄兴、蔡锷、陈天华……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抵抗精神被不断改造不断延续的拼图，甚至包括那些激进刚烈的革命者。

　　换言之，抵抗精神在近代湖南人身上的延续过程，其实也是不断与现实时局形势结合改造的过程。比如，在清廷上下普遍对国际发展形势缺乏清醒认识之际，尽管遭到乡绅的种种抵制，有过外交经历的郭嵩焘坚决将国际文明理念的种子播撒到家乡；谭嗣同、章太炎等人结合现实形势对王夫之民族观的升级改造，使王夫之的抵抗精神实现了新生；大批留学日本的湖南学生，同样使湖南人“骨子里”的抵抗精神与现代文明进行了有机化学反应的大胆试验……正是因为抵抗精神与现实形势频繁结合，才有效助推了历史进步。毕竟在中国历史进程中，除了近代湖南人，其他地方的许多精英亦在为国家民族的未来抛头颅撒热血。只有当近代湖南人精神与其他地方的大多精英的奋斗方向一致时，其产生的聚合力量才足以推动历史的车轮破难前行。

　　历史似乎给近代湖南人开了一个玩笑——— 近代湖南人前赴后继致力推翻的满清政府，最后没有按照他们设想的脚本覆灭，而是在一座叫武昌的城市，因为一起意外事件引发的革命才得以退出历史舞台。这或许表明，湖南人精神确很重要，但并非推动近代中国历史的唯一力量。(禾刀 自由撰稿人，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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