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的持续升温，堪称是当下中国社会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国学热”中既包含了回归传统、追寻自我的理性精神，也带有极端保守主义、排外主义的盲目，该怎样评价这一动向，如何将其引向建设与开放，而不是重回自闭、愚昧与虚荣，已成思想界高度关注的话题。

　　在2015冬季腾讯思享会年终团拜上，著名学者刘东、朱大可、何怀宏和文化评论人周黎明等纵横论道，对反思“国学热”、厘清其发展的大方向，有着非凡的意义。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

　　我们创造性主要体现在物质领域

　　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剧变，这30多年，经济上取得了非常快速的发展，能不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文化的复兴，这是很多人的梦。

　　在我看来，中国的剧变当然可以从现代性角度来理解。我理解现代性，一个是韦伯所说的理性化，或者说脱魅，再一个是托克维尔所说的平等化。从这两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则现代化简直可以说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

　　我觉得中国社会其实早就理性化了，在两三千年前，商周之际就开始走向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当然，它和韦伯所说的理性化还不太一样，但基本上是朝着脱魅的方向发展，强调人文理性、人间理性，甚至非常实用的理性。所以古代中国的经济在汉唐以后，在明代和清代都发展到相当繁荣的地步，但是没有取得突破，没有取得像西方工业革命那样的大规模和高速度。究其原因，这里受到了社会结构的限制，社会结构的限制又带来价值观的限制。

　　社会结构的限制在于古代中国是一个等级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占支配地位，比如儒家思想，志不在发展经济，它另有考虑，所以发展不起来。不是说中国人不聪明，也不是说不节俭，这些市场经济的德性我们早就具备，勇敢、自由不一定，但是勤劳节俭这是中国人非常突出的德性。

　　一旦去掉等级制度，虽然价值多元，但实际上是物质一元，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所以中国30多年经济如此快速崛起。但在这个基础上能不能够“文化复兴”呢？我觉得可能不太容易，因为两者发展的动力、结构、条件都不太一样。我们目前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和物质打交道的领域，而和精神打交道的文化、文学、艺术、哲学等，看不到很明显的转机。它发展的动力机制恰恰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很难，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中国有个很大的人口的基数，有那么广阔的土地，也许在什么偏僻的地方，所以我特别注意民间出现的一些奇才、怪才，或者说天才的迹象。

　　清华大学教授、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

　　全球化必须植根于自己的传统

　　托马斯·弗里德曼写过《世界是扁平的》，为我们展示了全球化的图景。全球化是双重的：一方面，世界开始缩小；另一方面，它也使世界扩大，因为碰撞之后，激发出地方的独特意识。

　　在国外，每一次全球化会议，会场外都有人山人海的人在抗议，他们都是在全球化过程中遭遇失败的那批人，但正像谚语中所说的：“愿意的，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命运推着走。”全球化对于所有地球人来说，意味着一种博弈，而博弈的输家，将落到被人们置若罔闻的地步。

　　“五四”以来，由西方文化代表的全球化一直给我们带来困难，正如辜鸿铭所说：西方文明是两栖文明，一方面代表了最先进的科学，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最落后的迷信；一方面表现为最清醒的理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最为狂热的说教；一方面带来了最人性的民主理论，另一方面却又带来了最狡诈的政治权谋；一方面带来了最繁荣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却又带来了最飘摇的未来风险……面对如此幻影，只要自己国家还没有彻底沦为殖民地，只要自己的文明还不乏起码的主动性，难道就不能主动地去文化选择和文化利用吗？

　　由于长期受到文化激进主义的洗脑，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先入为主地把当今遭遇的一切不合理，统统归罪于历史。比如胡适，是把国外的汉学家的心态移入进来，他是个内部的人，却用外部的心态去做研究，即为自我殖民化的突出表现。

　　如果能从思想上回到雅斯贝尔斯所说的2500年前的轴心时代，仍然能够平静地发现，由孔子等其他先秦思想家所提出那样一个独特的人生解决方案，特别是蕴含那种让伏尔泰兴奋不已的无宗教而有道德的文化模式，一直是人类文明史中不可或缺和非常宝贵的财富。

　　沿着这样的思想轨迹我们还有理由发出畅想，在全球化的中国的文化之张力中，或许正蕴含或预示着某种真正的解决，而那解决方案绝不会是由某一个文明，不管它多么优秀、优越去碾碎、消解和吞并其他的文明，而是费孝通先生憧憬过的“文明共生状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在我看起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是我们这个伟大实践的终极目标。也就是说这块土地上未来的文化模式必须是标准现代，由此显示出对全球化的汲取和适应必须是典型中国的。

　　著名学者、文化批评家朱大可

　　应拒绝走入“地洞模式”

　　今天国学的问题，正在沦为心灵鸡汤。我觉得，要区分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学：一种国学是顺从的、奴性的、自我封闭的，拒绝反思，拒绝自我批判，唯我独尊；另一种国学是批判的、反思的、自由的、开放的、包容的、多元的。

　　毫无疑问，我更喜欢后一种国学。我判断两种国学有四个标准：

　　其一，国学是多元的，而非独尊某术，如果形成所谓的儒家专制，国学一定会走向它的绝路。

　　其二，国学是祛魅的，而不是用来造魅的，国学不是完美的，国学的继承要进行有效的过滤。那些穿着对襟大褂、留着胡子、行磕头拜师之礼的人，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造魅。再比如全国掀起的一片洗脚浪潮，成千上万的人集体洗脚，这和孝的本质有什么关系？与其让你的孩子跪在你面前像奴才一样磕头，还不如让他挺起他的脊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种洗脚式的表演，难道我们今天不应该把它抛弃吗？国学里有大量的精华，也有很多的垃圾。比如24孝，就是古代心理学变态样本，拿这个来作为我们道德弘扬的范本，这不是出了严重的问题吗？

　　其三，国学是开放的，而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开放和吸纳是国学的全部生命力的源泉。

　　其四，国学是独特的，即使它有外部来源，也仍然是独特的，因为它有自己的、全新的再创造。但是，它不是用来跟世界对抗的，我经常听到国学家说，国学是用来跟全球化对抗的一个盾牌，以把中国跟世界区分开来，把国学变成了一个防御性的武器。然而，中学和西学不是对抗的，它们是互补的。任何一个伟大的东西一定是互补的结果，我们如果不能认清这一点，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把国学和西学作为一个对立的元素，我认为是一种伪国学。

　　我想讲一个卡夫卡的小说，叫《地洞》，描写了一个无名的动物在地洞里面，不断感觉到外部威胁在逼近，它不断地改变它的坑道，改变它的居住的那个洞，不断地填掉这个，再开挖另一个新洞，他不知道无名的威胁将来自什么方向。我认为，这是卡夫卡的恐惧，而很多的中国人到今天为止依然没有办法摆脱这样一种恐惧。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拒绝走入卡夫卡的“地洞模式”，我们不是21世纪的东亚文化鼹鼠。

　　文化评论人、影评人周黎明

　　不应用讨好的方式走向世界

　　我的本职工作是用英文写作，几乎每天都碰到这样的问题：怎么把中国的概念、中国的词语介绍到世界上，让人家了解。

　　我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上的大学，今天看到英文介绍中国的文章，不管是文化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比那时好很多了。但仍然有不少奇特的现象，政府曾出了一本宝典，要把“包子”、“饺子”作为音译推出去，可外国人就是不接受。反而“白酒”这个词，谁也没有推，去问外国人，用拼音他们是知道的，当然，这只限于对中国很了解的外国人。

　　像这样小的细节非常多，一个文化要走出去，是由成千上万这样的小细节组成的，即便在过去30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跟林语堂的水平比，还是差得非常远，回头去看看林语堂的书，里面用文字表述我们的文化，向西方介绍我们文化方面，所达到的水准，是我们今天的好多倍，我们现在最好的专家真的远远不及他。

　　从电影的角度看，现在有两种方式在往外走，一是卖弄我们中国文化的表象，从西方角度看就是异国情调，比如红灯笼、舞狮子啊，其中大多数是民间艺术、民间工艺，如果你把这些元素放大，刻意来讨好西方人的话，那么，传递的并不是中国文化的精神。

　　而另一种往外走的方式，如电影界的李安、舞蹈界的林怀民、戏剧界的赖声川，他们都是横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在他们的作品里面可以看到非常地道的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但不是跟西方对立起来的，而是把西方的元素、西方的表达方式彻底变成自己的东西，最后做出来的一个作品是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我觉得，这才是高明的，是一种非常成熟的艺术家的心态，而不是说我要做一个很中国的东西，为了在西方获奖。

　　我希望我们现在、未来艺术家，不管他吸取的养料是来自国学还是来自西方，最终是要表达他自己，做出既能代表他自己，又能代表我们整个时代的作品，然后为西方人所接受。

　　(来源:北京晨报)

　　陈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