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 （以色列）阿里·沙维特 著 简扬 译 中信出版社 2016年1月版

　　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纳兹米·朱贝曾说过，“在耶路撒冷，不要问我真相的历史……若拿走虚构的故事，耶路撒冷就一无所有了。”这句话放在以色列这个国家身上，似乎也同样适用。

　　于是，今天的以色列似乎给人一种光怪陆离的印象：对于基督徒或“离散”犹太人来说，以色列是个圣地；对周边的伊斯兰国家，它则像是“恶魔”；对中国人来说，这里或许是唯一可与自己比拟的传奇国度；对美国人来说，它更像是自己在中东的“影子”，只不过这几年显得有些游离。

　　这些截然不同的以色列，是不同人群和民族在各自立场上看到的不同侧面，但却很少有人可以说清楚这个国家真正的面貌。这对于想要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来说，不能不算是一桩憾事。幸运的是，以色列《国土报》的首席记者阿里·沙维特撰写的《我的应许之地》，对近代以色列建国前后的历史进行了一次梳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正好满足了我们对以色列的某种好奇心。

　　作为中东唯一的“西方”国家，以色列不能不说是个特殊的存在。这一特殊不仅是它的人民相较于周围民族是如此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它与任何国家都不同。以色列的诞生基于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则来源于一个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民族的危机感。

　　所以，今天我们来认识以色列的时候，就很难避开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理念，肇始于欧洲犹太人遭遇的歧视和不公。也就是说，是欧洲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反犹主义”，推动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诞生。沙维特用这样悲情的语句来描写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犹太复国主义就是孤儿们的运动，一场欧洲孤儿们发起的绝望的‘十字军东征’。”

　　吊诡的是，欧洲民族主义运动孕育出的“反犹主义”，却激发起了犹太人自己的民族主义运动。于是，“犹太复国主义”便以一副悲壮的面貌，登上了近代世界的舞台。

　　然而，就像《旧约》中所记载的犹太人的祖先所经历过的那样，犹太复国运动的行动与3000年前摩西率领的犹太奴隶所做的事如出一辙。无论是最早来到巴勒斯坦建立“基布兹”的犹太殖民者，还是20世纪30年代雷霍沃特的柑橘园种植者，都像摩西和他的跟随者一样，试图在“旷野”中建立起希伯来人自己的王国。

　　但正如前面提到的，犹太复国主义本质上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在这一过程中，犹太人有意或无意地将西欧诸国加诸自己身上的那些粗暴做法，反过来加诸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身上，却丝毫不考虑对方的感受。

　　当然，我们无法将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阿拉伯人的无视，完全归咎于他们的傲慢和过度自信。起码许多以色列人认为，是犹太人改变了巴勒斯坦的落后，并改善了阿拉伯原住民的艰辛生活。即使是沙维特自己也认同，是他曾祖父这样的犹太人，帮助阿拉伯奴隶摆脱了阿拉伯地主和贵族的剥削。

　　所以，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冲突，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激烈。在沙维特的笔下，二者的冲突是伴随着两个民族各自的民族主义运动发展才逐步升级的。直到1936年，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才真正爆发了第一次持续的暴力冲突。这时距作者的曾祖父带领朝圣团抵达雅法港口，已过去40年；距离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这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标志性文件，也已过去近20年。

　　但此后，暴力活动不仅决定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走向，同时也贯穿于整个以色列建国史之中。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的30年里，这个国家就经历了7次国内反抗，尽管这些反抗由不同民族和群体发起，却都给以色列造成了难以磨灭的伤痕。正如沙维特指出的，“尽管大多数的反抗是公正和必要的，但它们积累的影响却是毁灭性的。”

　　借助记者的特殊身份，沙维特在《我的应许之地》中展现了一部多视角的“以色列现代史”。在他的“故事”中，各色人物成为主角：沙维特自己的家族、参加过青年先锋运动的犹太复国主义先驱、“大回归”中从不同国家来到以色列的犹太人、参与以色列一系列重大活动的政客和将领、居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这些身份迥异的人物的观察、回忆和日记，共同构成了沙维特笔下的现代以色列。

　　我们承认，沙维特的叙事缺陷在于，他还原出的历史过于片段化，以至于读者好像是通过万花筒来观察这个国家。更不用说，与汉娜·阿伦特等犹太先哲相比，沙维特的反省和批判或许显得有些浮于表面。但重要的是，在沙维特的笔下，“祛魅”后的以色列成为了一个世俗国家。在这里，有着战乱的威胁和宗教的冲击，也同样有着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都逃不开的商业富翁，以及追逐时尚浪潮的特立独行的年轻人。

　　最终，沙维特让我们意识到，今天的以色列和亚伯拉罕、摩西的以色列并无不同。正如古代以色列人的旷野周边是虎视眈眈的亚述人、苏美尔人、巴比伦人……，现代以色列人也仍然陷于17个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如何消除与周边国家的暴力对抗，依旧是今天的以色列人面临的最大挑战。

　　沙维特在书中没有对这种困境给出答案，但同是《国土报》专栏作者的以色列作家萨义德·卡书亚却在《耶路撒冷异乡人》中给出了提示。卡书亚借书中人物之口说道，“阿拉伯人模仿犹太复国主义者模仿得很烂，而犹太复国主义者模仿二十世纪初欧洲民族主义者模仿得很烂……唯有摆脱身份的人才是聪明人。”

　　正如卡书亚所写，困扰中东半个多世纪的困境，或许只有一种方法才能解开粘连其中的死结，那就是丢弃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样来看，今天的以色列需要的是另一场“出埃及”，它不同于摩西的“出埃及”，也不同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 “出埃及”，而是一场迈出民族主义藩篱、破开暴力的“红海”的“出埃及”。或许，只有这样，犹太人才能真正回到耶和华数千年前曾应许过的那片“流着蜜与奶之地”吧！(严杰夫 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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