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孕的寡妇》，(英)马丁·艾米斯著，艾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马丁·艾米斯的优异之处，亦即他在《甜牙》中被伊恩·麦克尤恩狠狠嫉妒、如今更被誉为“蘸着迷药水书写”的创作风格，恰恰在英语之外的另一语境中成了他的“短板”。

　　以艾米斯最出色的长篇小说《伦敦场地》为例，英语读者尚能悠游辨析其具有强烈时代和事件指向意义的俗语、俚语、行话切口，以及刻意为逗乐而炮制的文字游戏、一语双关、思维跳跃，但这些东西常常让中文读者陷入僵滞的语言魔沼和情节迷障之中。当然，艾米斯语言所具有的画面感和节奏感仍可使中文读者通过翻译，像吃某些面条那样面不沾牙、汤不经口地一口气吃下去，但你又可能因此而错过了作者在文本结构上设置的种种精巧机关。《伦敦场地》就是一部叙事者被“请君入瓮”，从旁观者变身当局者的“元小说”。如果你像吃面条那样吸溜得太快了，便不容易读到这层况味。

　　艾米斯发表于2010年的长篇小说《怀孕的寡妇》虽不似《伦敦场地》那样繁复冗杂，但读者仍需开点脑洞，才能一窥这个以1970年代“性革命”为题材的小说，在叙事语言和结构架设方面的违和之处。此外，艾米斯可能还像拿着狗尾巴草挑逗喵星人那样地挑逗读者的道德神经，戏弄是真，满足是假。因为以他这样一个举止出格、绯闻缠身、私生活时不时就被街头小报拿来炒作一番的作家，本应像写他的其他小说一样，生猛劲道地大幅展现“性革命”的各种限制级图景，可我们除了对话中那个时不时以F打头的字眼，几乎看不到任何活色生香的细节描写。

　　比如小说开场，主人公基思携一丝不挂的丽丽和山鲁佐德行走在意大利小镇蒙泰勒，我们看到什么了吗？我们什么都没看到，我们只是因为小镇的大老爷们流鼻血而在脑子中流流鼻血罢了。艾米斯这样写山鲁佐德的美艳：“她的性感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动着进来，都是新鲜到港的……她转过身，走回码头，装卸工叫唤着，小姐，小姐——— 又是一箱的丝绸、染料和香料。一朵英伦玫瑰，但显然被灌注了美国的活力，从新大陆涌进来的宝贵的金属。”艾米斯通过臆造一个不存在的码头场景，经营起一座导向色香味发散性联想的魅力空间。由色情转情色，堪称艺术的飞跃，我觉得国内作家写露肉情节，不妨学学艾米斯的技法。

　　《怀孕的寡妇》的主题是反思当年的“性革命”。故事主轴是1970年20岁的基思和一帮年轻伙伴在意大利乡村过暑假，辅线则是2003年基斯的现实状况，以片段方式穿插于主轴之中，尾声则是1970年以后至2009年的后续交代。就如20岁的青春仿佛恒久定格在永不消逝的夏日，30岁以后的人生则像下坡的过山车那样倏忽即逝得令人惊心，竟至在小说中被近乎悄悄地抹掉了。我们也终于明白那个如幽灵一般，踟蹰在这个以第三人称讲述的故事中的“我”，正是年过半百的主人公基思的“超我”，以第一人称来与当时的自己(“他”)拉开一段长长的距离，并通过这样的陌生人之眼来审视“性革命”的意义，和更主要的，自己人生的意义。

　　“怀孕的寡妇”典出亚历山大·赫尔岑反思革命的作品《来自彼岸》：“令人害怕的是，离去的世界留下的不是后嗣，而是怀孕的寡妇。在一个死去和另一个降生之间，会淌过许多哗哗的流水，会度过混乱、孤寂的长夜”。这段话用在艾米斯的小说中，则同时对应主人公基思的出生(父亲已经死去，母亲尚在孕期)，和“性革命”项下青黄不接的价值观混乱。关于“性革命”价值观，艾米斯提炼出四条宣言：婚前要有性；女人也有肉欲；表面会超越实质；感情和性分离。

　　从小说情节来看，艾米斯对女权主义是颇有微词的，因为与“性革命”同时成长起来的女权，恰恰使很多女性沦为了革命的牺牲品。当然，这一观点令艾米斯招来了当代女权主义的连番叱责。但我们因此就能说艾米斯是“直男癌”吗？未必。小说中，基思的妹妹维奥利特经革命洗脑后，竟创造性地躲在基督教的庇荫之下，“深信她做的坏事都会被原谅”，在滥交之后终于死于多种脏器衰竭。另一位女性格洛丽亚在某大佬举办的宴会上被人一路咸猪手袭击，差点崩溃，结果大家笑话的只是她的比基尼被泳池吸走这样的糗事。因为女权也这么讲：婚前要有性，女人也有肉欲。人们(包括女性)想当然地认为，女性若是对此加以拒绝，就是落后、老土、反革命，在男人面前自贬一等，或是装腔作势的假正经。

　　在这场“革命”中，男性好像便宜占尽，其实也未尽然。因为革命宣言又说，表面会超越实质，感情和性分离。性爱游戏中，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出演某个角色。而你一旦睡上了某个她而后又爱上了她，那么，交换电话号码只会让她“盯着你看，好像你是刚刚求了婚的麻风病人”。因为，打电话不啻“感情上的勒索”，是一种入侵和占有。所以，基思感叹在过去的时代，“爱情先于性，如今再也不是这个次序了”。而他疗救自己的办法是，“以不爱治爱，不再爱深爱的人。”为此，他付出了换了三任妻子而内心终究空虚的代价。

　　本书另值一提的是，艾米斯通过基思之口，对英国文学经典，如狄更斯、萨克雷、乔治·艾略特、D .H 。劳伦斯和简·奥斯丁等人的作品，赋予了“革命”语境下的特殊意义，也可说经典由此而常读常新了。比如关于理查逊的《克拉丽莎》，基思就慧眼读出中产阶级的女性于繁文缛节的束缚中无法在性爱上主动出击，因此她们未必反感被可心的人儿下药后迷奸，“因为这样就不是她的错了。”艾米斯在此并不纯然掉书袋，而是用来推动情节的发展。“下药”的伎俩后来被短小身材的阿德里亚诺用于诱惑大美人山鲁佐德，方法是渲染自己父母的反法西斯出身，以此获得一种被怜悯同情的道德优势。

　　艾米斯小说真正的“短板”在于其笔下的人物总是过于扁平，好人好得千篇一律，坏人坏得千姿百态，两者之间没有太多中间色彩。《怀孕的寡妇》好就好在任何人物你都没法贴上一个清晰可见的善恶标签，而基思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反思，更赋予这部作品相当功力的思想深度。这样于情于理皆富于立体质地的作品，在艾米斯的小说创作算是比较难得的。(黄夏 自由撰稿人，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