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11·9-2016·3·31）

　　1975年《命运无常》（长篇小说）

　　1977年《寻踪者》（中篇小说）《惨败》（长篇小说）

　　1990年《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长篇小说）

　　1991年《英国旗》（中篇小说）

　　1992年《船夫日记》（1961-1991日记）

　　1993年《大屠杀是一种文化》（文集）《笔录》（中篇小说）

　　1997年《另一个人》（1991-1995日记）

　　1998年《行刑队子弹上膛一刻的死寂》（文集）

　　2001年《被放逐的语言》（文集）《命运无常》（电影文学剧本）

　　2002年《清算》（长篇小说）

　　2006年《K档案》（自我对话录）

　　2007年《世界公民与朝圣者》（短篇小说）

　　2008年《欧洲的沉郁遗产》（文集）

　　2009年《表述的历险》（文集）

　　2010年《哈尔迪曼书信》（书信集）

　　2011年《另存》（2001-2003日记）

　　2014年《最后的酒馆》（2001-2009日记）

　　匈牙利着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伊姆莱前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去世，享年86岁。

　　2002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宣布时，几乎全世界人都在相互询问：谁是凯尔泰斯？据说，在获诺奖之前，他的九部书在匈牙利总共印数只有几千，是德国出版界把他推向世界的。而在凯尔泰斯获诺奖十余年后，他已经成为奥斯维辛灵魂的代言人，他自己也说，“无论我思考什么，我都会思考奥斯维辛。”

　　凯尔泰斯的许多作品已经被译介到中国。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命运无常》、《船夫日记》都与奥斯维辛记忆有关。余泽民先生常被称为中国的匈牙利声音，匈牙利文学的许多代表作都由他翻译，如今在中国可见的凯尔泰斯主要代表作，如《命运无常》、《船夫日记》等，都由余泽民操刀翻译。

　　噩耗传来后，余泽民无法抑制自己的恍惚。在他回忆这位文学前辈的文字里，是恍若隔世的鲜活记忆。对于余泽民来说，凯尔泰斯离世后，他失去了一位文学亲人。

　　早晨醒来就听到了噩耗：2016年3月31日凌晨四时，凯尔泰斯在布达佩斯的家中去世！我怔了很久，说不出的难受。因为，凯尔泰斯于我，不是简单的作者与译者的关系，是他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从精神上支持我走下去，走进一个又一个高贵者的内心世界，是他和他的作品让我相信并实实在在地体验到——精神生存也是真实的生存。

　　此刻，老人冷却了的肉身还与我躺在同一座城市，我在佩斯，他在布达，地理的距离只一河之隔；但是他宽厚、智睿的魂灵已在黎明前远去，离开了这个即使充满了堕落、但仍让他值得为了爱活着的地方……天亮之后，我与他之间隔的已不仅是多瑙河，而是生死界。

　　“就叫我伊姆莱！”

　　尽管我知道这位86岁的老人已病重很久，早在十年前他就因帕金森病很少再握笔了，几年前就已经坐了轮椅。2007年匈牙利政府在中国举办匈牙利文化季时曾经邀他访华，我特意赶到柏林看望他，答应会全程陪同他，甚至说好为他在北京找最好的医生……但后来他还是因为脊柱的问题无法承受那么长途的飞行。不过，当时他跟我就讲好，如果我翻译他的访谈录《K档案》（实际上那是一部作者自问自答的对话录，他和“另一个人”的对话），他会给中文版写序的。玛格达女士告诉我，她丈夫很高兴我翻译了《船夫日记》，因为那是老人自己最看重的一部，《K档案》则是他的文学自传，回忆了他写《命运无常》的背景和心路历程。去年，“理想国”重新推出我十年前翻译的《船夫日记》和《另一个人》，我跟李恒嘉编辑约好，下一本我们就做《K档案》，但是死神不等人，如今成了遗憾事。

　　我从书架上那些有老人签字的那几本书……忽然在沉闷、昏暗的寂静中，我清楚地听到十年前第一次与他通电话时老人那句坚决地纠正：“就叫我伊姆莱！”

　　原因是，我在电话里称他“凯尔泰斯先生”，但那次直到挂上电话，我都没有再叫过他。毕竟，匈牙利人平时只在同辈之间、哥们儿之间才这样直呼其名。

　　后来，我们约好在柏林见面，那次是我第一次去柏林，早上迷了路，叫作家夫妇在凯宾斯基酒店楼下的咖啡馆里干等了我一个小时。跑进大堂时，我满头大汗，握着他粗厚的大手羞愧、抱歉得说不出话来，嘴里刚吐出一个K字母，就立即咽了回去，想起电话里的那句纠正，但毕竟我与老人的年龄如此悬殊，所以我在叫出“伊姆莱”后忍不住又加了一个“大叔”，叫长辈“大叔”，这是匈牙利人的日常习惯，邻里之间，乡亲之间。

　　“就叫我伊姆莱！”

　　跟上次一样，他又坚决地纠正了我，不过这次我看到了表情，看到老人脸上慈祥的笑。玛格达看出我的紧张，于是跟我解释说，“伊姆莱不喜欢别人叫他大叔，你就随他吧。”从那之后，我就放心地叫老人“伊姆莱”，写信也如此。

　　“我是奥斯维辛灵魂的代言人”

　　2002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宣布。据说，他在获诺奖之前，他的九部书在匈牙利总共印数只有几千，是德国出版界把他推向世界的。有一个真实的笑话，匈牙利读者听到凯尔泰斯获奖的消息，立即跑到书店里抢购，结果另一位与他同姓的作家凯尔泰斯·阿考什的作品也被抢购一空，竟没注意到那个凯尔泰斯不是这个凯尔泰斯。顺便提一句，匈牙利人跟中国人一样，姓在先，名在后，“凯尔泰斯”这个家姓在匈语里是“园艺师”的意思，是一个地道的匈族人的姓。凯尔泰斯是犹太裔，他的祖先肯定不姓这个，一定是他的哪辈祖先为了让自己“匈牙利化”而改成的，并且据凯尔泰斯回忆，他生在一个已经不信犹太教、不说希伯来语了的犹太家庭，但是，几代人的这些努力并没能让后代逃避被迫害的厄运。凯尔泰斯虽然从集中营里幸存，但他的父亲并没能活着回来。

　　十四岁那年，他被抓入了集中营，几经辗转，最后关在着名的奥斯维辛。正是那一年的恐怖经历，使他成了奥斯维辛的代言人。凯尔泰斯说过，他不是不会写“一位红唇的性感女郎在手包里放着口红和手枪”那类的哗众取宠、故弄玄虚的流行小说，当年靠翻译糊口的时候，他也翻译过不少类似《孩子岛》的畅销书，但是他不想写那种书，不想讨大众口味的好，只写奥斯维辛。早在1973年，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听到有人说我写这个话题已不合时宜……然而近来，我再次震惊地意识到，其实任何东西都引不起我真正的兴趣，唯有‘奥斯维辛神话’：只要我想构思一部新的小说，总会想到奥斯维辛。无论我在思考什么，总要思考奥斯维辛。即便我所讲的（从表面上看）完全是另一回事，但实际上讲的还是奥斯维辛。我是奥斯维辛灵魂的代言人。”

　　凯尔泰斯成功了，当他得知自己获奖的时候，他哈哈大笑：“我的苦难获得了报偿。”当有记者问他，他打算拿那笔奖金做什么？他说：“放心，我会好好花掉它。不过，我不会用它买房，我这个人不适合当房主。”2007年我去柏林看他时，他仍住在一家小旅馆的客房里，由于房间太小，无法待客，所以他成了咖啡馆里的常客，跑堂成了他的义务秘书。

　　“伊姆莱，我跟你同居过两年”

　　他获奖那年，我还在布达佩斯的一家华文周报当编辑，并负责翻译匈牙利新闻。我翻译了这则新闻，排到了版里，但并不清楚他的获奖对我自己人生的重要意味。当时我虽然已默默地写作，虽然已搬着字典翻译了许多作家的几十篇小说，但只是为了自学语言和深度阅读，翻完了就存在电脑里，没给任何人看过。远在北京的母亲偶然从一张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说多家出版社竞争凯尔泰斯作品的版权，但是未找到合适的译者。于是，母亲凭着对儿子盲目的信任，也没跟我商量，就翻着电话簿挨家给出版社打电话，说“我儿子能翻译！”但是人家不信，因为在我的简历里既没文学背景，也没匈牙利语背景。

　　戏剧性的是，我弟弟伟民是一位鼓手，早在1994年香港红磡那最疯狂的一夜，他就给唱《钟鼓楼》的何勇打鼓。一次饭桌上，伟民偶然跟何勇提起此事，何勇顺嘴说他认识作家出版社的朱燕编辑……没有想到，在摇滚歌星的牵线下，朱燕和郭汉睿联系上了我。她们请我推荐了四部作品，并说如果我能帮助找到版代，就能把翻译工作交给我。巧上加巧，我工作的报社办公室的房东不是别人，恰是凯尔泰斯作品匈文版出版社社长莫尔察尼先生的丈母娘！就这样，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联系上了德国版代。接下来的近两年，我几乎没有脱衣睡过觉，困了就趴在键盘上打个盹，连洗澡都不舍得时间。翻译《命运无常》、《英国旗》、《另一个人》和《船夫日记》，只用了一年半时间。现在回想，我当时疯了，但也正是因为疯了，才整个身心地投了进去。

　　有一次在电话里我跟他讲，“伊姆莱，我跟你同居过两年……”他在电话的另一端呵呵笑了，说：“谢谢，真心地谢谢你。”

　　对我来说，翻译凯尔泰斯的作品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是一个揣着魔匣、尝试表述自我存在的心灵冒险，在这近乎自虐的过程中，我感到一种经过疲惫、费解、沉重和那种窒息后的喘息和理解后的兴奋。在自己并不能算短的漂泊中，在自己异邦生存的体验中，从未感到竟会与另一颗同在这个世上漂泊的“另一个人”的心灵如此贴近。

　　我的文学生涯便是从翻译他的作品开始的，翻译，写作，读书，并当仁不让地成了匈牙利文学在中国的代言人。每当有匈牙利感谢我为他们的文学所做的一切时，我都习惯说，应该感谢凯尔泰斯。因为他，全世界的读者将目光投向了匈牙利，世界文学的重心也朝中东欧转移。

　　我永远忘不了在柏林街头的那次道别，我竟伏在他肩头流了泪，就因为他拍拍我的肩膀说：“知道吗，所有翻译我作品的人，都是我的亲人。”那泪水是幸福的。

　　现在，盯着窗外大亮的日光我再次流泪，因为失去了一位亲人。

　　伊姆莱，我的文学亲人。（文/余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