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车延高退居二线,不再担任武汉市纪委书记。2010年车延高因“羊羔体”诗歌受到关注,曾写出“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还因此收获大量嘲讽。长时间内,他在官员和诗人两种身份中转换。如今,他终于卸下身份与创作的“麻烦”。书记与诗歌,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2010年11月9日,车延高(右)出席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图/CFP2010年11月9日,车延高(右)出席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图/CFP

  官员诗人车延高退居二线,他称将用更多的时间进行创作

  4月27日,车延高不再担任武汉市纪委书记。

  他60岁,已到离开现职的年龄。

  2010年他因“羊羔体”诗歌受到关注——那个写出“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的武汉纪委书记,曾在刚刚勃兴的微博上收获大量嘲讽。

  少有人真正关心“羊羔体”之外的纪委书记。

  长时间内,他在官员和诗人两种身份中转换——写诗努力剥离官气,但仍不忘渗入正能量;发表诗歌不署头衔,但仍十分在意外界对官员写诗的评价。

  与新赴任的纪委书记交接之后,他驱车赶往机场赴浙江参加诗会。

  他终于卸下了身份与创作的“麻烦”。

  书记与诗歌,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在时间里把自己洗白”

  在4月27日的交接现场,车延高身着深色西装、黑白条纹衬衣,一头黑卷发。

  在最后的发言中,他讲了两句勉励自己的话:“‘铁肩担道义’,‘吃草,挤奶’。”颇暗合时下雅俗搭配的“新官腔”。

  恰在交接当天,湖北《楚天都市报》发表了一篇车延高的诗歌,题为《在时间里洗手》,“不浣纱/不会把自己洗得这么白”。

  “在时间中把自己洗白”,仿佛一种身份与另一种身份的和解。

  以离开武汉市纪委书记岗位为节点,车延高的人生可以写出两份完全不同的履历。

  上世纪70年代,他在陕西当过喷漆工,后到青海当兵,期间疯狂读书、写稿、投稿,虽遭遇37封退稿信的挫折,但没放弃,一直写,直到发表。

  上世纪80年代,车延高转业回武汉,又爱上杂文。

  2005年以后,重拾诗歌;2010年10月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却意外因一个月前发表的一组诗中的《徐帆》当了“网红”。

  这些经历,几乎是当代50后诗人的标配。

  但车延高的另一份履历,却少有人关注。1981年复员回到武汉后,他花了二十年时间,从武汉二七街道办事处的一名青教干部,升任武汉市江汉区区委书记。

  这二十年,正是他写杂文的盛年。时任《长江日报》评论版编辑叶昌金向新京报记者回忆,上世纪90年代,车延高是《长江日报》“长江论坛”栏目的主力作者。“栏目每周一篇,一个月四篇,在最多的时候,车延高一个人一个月就写过三篇。”

  与文学创作水平一同默契上升的,是他的仕途——2001年到2006年,他辗转武汉江汉区区委书记、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当上宣传部长后,他弃写杂文,改写诗歌。“诗歌不像杂文一样会被对号入座。”车延高说。

  他的杂文多分析社会思潮、招商引资等社会现象,“都是建设性的”,批评政府行政的基本没有。文章虽然署名“车延高”,他所担心的对号入座暂未出现。

  在武汉纪委书记任上,闻名全国的“电视问政”等是他的政绩。

  他更愿意提及他作为诗人的身份。2005年至今,他写了九百多首诗歌,出版了四本诗集、一本散文集,还有五部书稿一直压着没发表。

  车延高曾承认,写诗确实造成了外界对他的一些误解,有人甚至直言他不务正业。

  “谁让我是官员呢?”

  有人认为,若车延高诗歌写得好,那他一定是分裂的。

  中国古代,士大夫政学合一,写漂亮文章与当好官不矛盾。但在现代,官员诗人要在公文体和诗歌语言之间转换,还要在理性逻辑和感性思维之间游走。

  被人问得多了,车延高有些苦恼:“确实不存在分裂感。这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

  没有“分裂”感,或源于他独特的作息。每天,他把创作时间放在了清晨5点10分到7点40分,其余时间留给“纪委书记”。

  每天短暂的两个多小时创作,车延高会经历一番思维的拉扯:剥离官员身份带来的八股、公文式“官气”。

  训练至今,手法纯熟。但在十几年前,一首诗中的磅礴“官气”,映照着他的“失败”。

  2005年5月,车延高发表的组诗《哦,长江》就是这样一篇“失败”之作:

  “在岁月为日子开凿的河道上/你很庄严地流淌/淌着太阳挥洒汗水反射的骄傲/淌着冰川沉睡希望醒后的猜想/淌着青山吟唱溪流填写的词句/淌着宇宙从雪山挤出的乳浆”。

  有诗人看到了,毫不客气地当面批评,你这诗写得一般。车延高承认,这首诗有强烈的政治抒情色彩。

  尽管他试图减淡诗歌的官气,但他因官场而被形塑的诗歌品位,或许很难剥离,最终转化为他的文学气质。

  品位便是“正气”和“正能量”。

  湖北省作协原副主席谢克强回忆,他们在为《中国诗歌》选诗时,车延高会比较注重生活的温暖和阳光,倡导光明、接地气。

  写诗九百首,弘扬正能量,纪委书记车延高却很害怕送别人自己的诗集。

  他经常看到,对方拿到自己赠的书后,知道自己是纪委书记,翻都不翻,书就被扔在一边了。

  这一行为刺到了他的神经。他没有马上去和对方讨论诗歌,而是将受书人行为归咎于公众的偏见:“大家觉得,官员的诗就是附庸风雅。”

  “纪委书记”,厅局级,似乎是他在诗歌圈内努力去掉的“麻烦”:投稿,不写自己的身份,实在有要求,只写公务员。文学评奖,也以公务员身份参加。

  “羊羔体”事件后,他不再申报文艺圈的评奖。现在回想起来,他在意的仍是公众的“看法”:“谁让我是官员呢,万一得奖了,不管是不是靠实力,被别人在背后说总是不太好。”

  “我不想让官员身份,影响别人对我诗歌的评价。”车延高说。

  “写‘羊羔体’,我只得到了骂声”

  车延高是较早的“网红”之一。让他红起来的,并不是“官员”与“诗歌”中的任意一个,而是二者的合谋。

  让车延高走红的,是他的三首诗:《徐帆》、《刘亦菲》和《谢芳》。

  这三首诗发表在2010年9月的《大武汉》上,车延高在《徐帆》中写道:“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我一直想见她/至今未了心愿”。

  10月,车延高前一年出版的诗集《向往温暖》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几乎同一时间,前述三首诗被人找出来,发在了微博上。

  网友扒出车延高“纪委书记”的身份,鲁迅文学奖迅速发酵成一场“羊羔体(谐音‘延高’)风波”:网友质疑车延高的诗歌水准、怀疑鲁迅文学奖的公正性,甚至认为这是“文学媚权”的典型写照。

  有人甚至说,这是官权支持下的粗俗低级诗歌强奸了缪斯。

  车延高有些不淡定了,鲁迅文学奖公布后的第二天晚上,他发了一条微博:“《徐帆》一诗共37行,朋友贴后,因为微博限定百字,大家只看到了前八句。于是就有了误解。”

  接着,他在博客上贴上以前写过的关于武汉其他名人的诗,如写全国道德模范吴天祥:“我有时遇见他,头发全白了,没时间梳/鸟巢一样,乱糟糟的”。

  他试图获得理解,但更多是冷嘲热讽,“果然是‘羊羔体’”。

  “纪委书记”压力很大,连着四五天,他意外成为曝光度较高的纪委书记,但并没有谈论反腐倡廉,而是回忆“羊羔体”创作经过。

  不少诗人朋友安慰他,有些人就是对官员写诗有偏见。

  不过,也有例外。中纪委的《纪检监察》杂志和中宣部的《党建》就向他约诗。

  诗歌在陌生的社交媒体上转了一圈,又回到了熟悉的怀抱。

  “这是特定时期的温暖。”车延高说。

  压在诗歌上的“书记”没有了

  羊羔体风波之后的六年,“网红”起起落落,少有人关心“纪委书记”的新诗。

  这六年,他还是写诗,只是发表的极少,之后他的作品中,出现了关于“羊羔”的意象。

  2012年,车延高甚至在《诗刊》上发表了以“羊羔”为主题的组诗。

  “羊羔羔跪在日月山下/蚂蚁草就把个影子埋了/羊羔羔直起个脖子/格桑花就在天上开了”。

  他还刻了一枚“羊羔体”的印章——一只象形的羊头,加上一个繁体的“体”字。有朋友找他讨字画,他就给盖上一枚。

  这几年,不少微信公号陆续刊登车延高以前的诗歌,为了增加点击量,在标题上都加上了“新作”二字。

  一些网友在公号下面留言:“‘羊羔体’这几年水平进步不少。”

  车延高苦笑:“这些诗,有不少都是我当年获奖的作品。”

  4月27日,离开武汉纪委书记的岗位后,车延高的时间更多,但也感慨:“我今年已经60岁了。”

  他将去湖北省巡视组,工作的同时,也为以后想要创作的反腐小说积累素材。

  “熊召政写《张居正》用了十年;刘醒龙写《圣天门口》用了六年。”而他现在只有一个设想中的写作计划。

  他想过3年后彻底退休,然后租一个“工作室”,用上班的作息来搞创作。

  27日中午,交接大会一结束,车延高就赶往机场,去浙江义乌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骆宾王诗歌奖”颁奖活动。

  相比以往,这一次,他不再跟身边的工作人员安排工作事宜。

  车朝机场驶去,车延高的手指不断有节奏地敲打车厢,像发电报,他或许想起了四十年前,在青海部队当报务员的某一天。

  路的前方,迎接他的,是车诗人。

  书记与诗歌,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新京报记者 张维 湖北武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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