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威廉

　　从小我就喜欢听故事，也许，没有不喜欢听故事的孩子。我很幸运，我的祖父就是一个满肚子都是故事的人。曾经我以为，只要人到了一定的年纪，阅历多了，自然故事就多了，但事实上并非这么回事。

　　像我的父亲，至今仍然不会讲故事，或说没有讲故事的热情。现在，他对待我的小外甥，就像对待小时候的我一样，用“从前”打头，然后拖长音调，讲述着一件就连他自己都不确定的事情。

　　他的目的从来都不在故事上，而在于要将孩子哄瞌睡。而这招总是奏效，因为没有孩子能忍受一个枯燥无味的故事。

　　我的祖父讲述两种故事，一种是书里边的故事，其中我最喜欢听的是春秋义士的故事；还有一种是他亲身经历的故事，这里边让我难忘的就很多了，抗日的故事、青海剿匪的故事、右派的故事等等，常常都会让我想起，并产生身临其境的想象。我能够写作，与经常听祖父讲故事很有关系。

　　作为孩子的我，已经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人的生活是丰富无边的，而且还可以用语言保存下来，让另外的人也能去体验。这对我来说，是个极为重要的发现。这是我生命经验的最初觉醒。

　　但这是一个讲究经世致用的世界。我和其他人一样，从小到大都努力适应着教育的规则，以期在这个世界上找到立足之地。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写作不是我的梦想，因为我不敢有那样奢侈的梦想，我的梦想仅限于阅读，那种可以置身事外、不管不问的阅读。

　　但这种梦想依然堪称奢侈：人作为一株会行走的树，世上的风何曾使其停歇过？有发芽抽枝的欣喜，有开花结果的满足，更有枝叶折断的疼痛，这时候，我便重新想起了祖父的故事。

　　我喜欢听祖父的故事，因为那些故事充满了传奇。自从我写作以来，我就不止一次问自己：那么又有谁会喜欢听我的故事呢，我的没有传奇的故事？甚至，不妨说，我是个没有故事的人。但尽管如此，没有故事的我依然有着讲述的渴念，依然希望有人通过我的讲述，激活他自身的生命体验。

　　在这种困境中，我只能虚构起来了。后来，当我读到本雅明所说的“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我深感自己被理解了，我再也不为那些从自己的孤独中凝聚起来的想象而惶恐不安了。我愈发觉得，写作是一桩孤独无望的事业，同时，也是充满了无限希望的事业。

　　小说的事业，便是生命的事业。小说与生命最相近的地方，在于它们既客观又主观的时间属性。一方面，无限的过去、无限的未来都必须交汇在活着的此刻、写作的此刻、阅读的此刻，然后，随着时间的自然流逝，意义的空间得以产生，人类丰厚的精神属性得以重申。

　　另一方面，小说和生命又可以打破“此刻”的藩篱，无限的过去、无限的未来像种子那样，能够从当下的瞬间中生长并延伸出去。

　　这意味着什么？我想说，这意味着人的自由。

　　就人的本质而言，自由是至关重要的东西。正是人的自由，让小说成为一门关乎想象的语言艺术。小说不仅能用语言保存生活，而且还能用语言创造生活。在这个创造过程中，生命的另一个空间被打开了，生命的可能性也借此而得到充分显现。

　　小说的艺术让我们发现，人的生命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圈定之物，而是可以去塑造、改变与辨析的源头活水。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艺术是语言的艺术，却并非是语言的空中楼阁，小说与文化的关系远远超过我们脑海中的一般印象。我读的小说越多，就越是惊讶于人类所有成熟的文明发展到后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小说这种艺术来阐述自身。像以诗歌为文学正宗的中华文明，不也在明清时代诞生出了那么多的伟大小说吗？

　　我们清楚，在中国古代，小说不但不被视为高雅之辞，还被当成街谈巷议的淫邪末流，却依然取得了那样辉煌的高度，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不单单是社会、政治环境等方面的客观因素，还有那种人心的诉求、尤其是文明的动机更加值得考量。

　　今天这个时代，真正的传奇已经消亡，因为传奇都在电视电影网络等媒体上，传奇的奥秘已经被消耗殆尽。我敬重的作家莫言先生以“讲故事的人”来定义自己，因为他有讲不完的故事，光一个高密东北乡，就足以让他讲述一生。可现在，他所隶属的“传奇时代”正在以摧枯拉朽的方式走向消亡。

　　诗人叶芝早在一百年前，就写出了直到今天还让我们惴惴不安的诗句：“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一百年后，不仅仅是西方，而是整个人类的文化生活都在驶进一个加速变化的深海漩涡，没有人知道这场旋转的终点会在何方。

　　既然传奇已经消亡，那么从隐喻的角度来说，我们都变成了没有故事的人。

　　没有故事的人，并非不会讲故事，而是会以更高的效率，像流水线那样来生产故事。也许，随着技术时代的进一步来临，用机器软件来“制作”故事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

　　但这些像可口可乐的秘方一般大批量定制的故事，却离人的内心、灵魂甚至生活本身，都愈加遥远。我们该如何讲述自身？我们能否将那些松散的时代沙粒团聚成一个人的形象？我们能否听到那声来自文明深处的召唤？

　　这些追问，正是当代小说所面临着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不知道这些追问的答案，我只知道加缪的一段话长久地打动着我：

　　“二十多年荒唐的历史进程中，我茫然无助，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在时代的剧烈动荡中，仅靠一种情感模模糊糊地支撑自己：写作的光荣。

　　写作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有所承担，它承担的不仅仅是写作。它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凭自己的力量、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担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

　　今天的写作，依然需要承担起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今天的作家，依然需要接过那盏从历史的晦暗中递过来的灯，并继续传递下去，直到写作的光荣照亮即将来临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