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谈话录》 [美] 苏珊·桑塔格、利兰·波格 编 姚君伟 译林出版社

　　写作随笔的桑塔格与访谈中的桑塔格，有怎样的差异？答案是显见的：一种是她退隐于幕后，一种是其言说于台前；前者追求非个人化的客观冷静，后者沉浸于个体化的主观风格。《苏珊·桑塔格谈话录》“原声”重现了这位20世纪后半叶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反思了诸如政治审美、身份性别、内容形式、现代文化等核心主题。从而，她的言说使艺术与生存融汇，形成了一种苦行与享乐同在、克制与激情共存的美学风格。

　　桑塔格的谈话如其随笔，围绕于审美与政治、艺术与道德之间，自言其是“沉醉的美学家和痴迷的道德家”。她既没有将美学与道德反应分开，也没有使二者对立，而是认为风格同时超越了审美与政治、整合了形式与内容。“风格是艺术品中一个成问题的、可孤立开来的因素——作为一个表面现象，在它背后，其他问题——最终都是道德的和政治的”。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性，在于其概括了一种无关道德内涵的“审美世界观”。可以说，这些观念成为桑塔格对艺术作品评价的原则起点：坚持美学与历史两大标准。“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方法并非是相互竞争的，而是互补的——两者同样地不可或缺”，它“提供了对形式与内容之间交流的一次生动试验”。

　　作为女性知识分子，身份与性别意识成为桑塔格立足边缘，进行强烈社会介入与批判的关键所在。在此书未收录的科特访谈中，她就揭示出与男性中心相对的女性边缘地位：女人天生就和病人、老人相联系(象征着生命力量的缺乏)。而《谈话录》中《妇女，艺术与文化政治》则侧面揭示出桑塔格对女权批评的保留态度。“需要重新思考的不是女权主义批评的合适性，而是它的水准”以及“女权主义话语的质量，它是否有足够的战斗力？”也许女权主义者所做的只是粗糙描绘了社会、行为中的性别成见，简单幼稚地反抗了原有“厌女症”贬损，生造出与男性隔绝对立的女性风格。女权主义者却怪异地保留着等级制度、理智与理论的描述方法。这种依附、借来的父权话语，只会使激进的女权主义反抗成为一场短期性战斗。

　　对于现代艺术，桑塔格并非人们想象得那么激进，她甚至有着谨慎的保守与严肃。她从来就是难以描述的，在书写中充溢着理智的肯定、克制的决断和难以辩驳的自信，然而她又渴望尼采、卡夫卡和梵高极端主观化的激情风格。“某种才华横溢的、愉悦的作品现在对我的吸引力比往常更强烈。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在趣味上更像个苦行僧”。她欣赏作为作家的巴特，是“密集与激情的典范”，认为学术特征是作品的障碍。然而在小说创作中，她又极端冷静，避免第一人称单数和自传性。她对艺术的现代性极有兴趣，却对现代社会程序大加批判。现代社会只是不断复制的过程，艺术品也只是生产第一个版本，之后不断被复制、回收、再加工。

　　桑塔格始终坚持文化批评理念，她对社会、艺术的看法总是既多元统一，又折中整合。她的评价系统既有变易，也有恒常。你能确定的只是她态度的辩证性、相关性以及与主流的对抗性。桑塔格的谈话捍卫了一种自狄德罗、伏尔泰以来知识分子与作家职能的完美统一，它“促进关于文化的批评的或对抗性的理念的发展”。而一切生活与艺术的悖论张力早已凝聚为她捉摸不透的人格魅力与生存风格。(俞耕耘 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