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新史》，(美)芮乐伟·韩森(V alerieH ansen)著，张湛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 0 15年8月版

　　“丝绸之路”这个议题自李希霍芬在上上个世纪提出后，已有百多年历史，人们围绕这个主题，也作出了众多研究。同时，对西方古典学的研究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条横跨欧亚的物质、人力交流路线古已有之，由来已久。

　　这些观点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并基本上塑造了“丝路”研究的主要领域。这为我们敷设了知识轨迹的同时，也为后来者的探索设置了一些阻碍：在这些已有的认识中，如何获得一些新的观点。耶鲁大学汉学家芮乐伟·韩森决定迎难而上，勇挑重担，在《丝绸之路新史》中开宗明义地将“新”字作为她这部新作的关键词。

　　在《新史》中，韩森旅行的顺序分别是楼兰、库车(龟兹)、吐鲁番(高昌)、撒马尔干、长安、敦煌以及于田(于阗)。不像以往力图呈现“路线”的研究，作者将重点放在了“点”上。尽管对这几个地点的安排顺序有些令人费解，并没有呈现某种连续性。但正如作者在序言里引用的一则案例所呈现的那样，韩森的确表明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的切入点：丝绸之路是否如李希霍芬所表示的那样，是一条古已有之的贸易之路？

　　这个序言中的个案非常有代表性地传递了全书的主题，在一片来自吐鲁番墓葬出土的冥衣中，发现了一张唐代胡商的状纸。状纸的主人向官府起诉其亡兄的中国合伙人，因为在其兄去世前曾向那位合伙人借出了275匹丝绢。而他的目的则是希望法庭能授权继承其兄的债权。非常明显的，本书非常有趣的重点在于，它没有像以往作品那样接受“丝路”这一既定的概念，然后大谈这条“丝路”上发生的种种文化交流痕迹，而是试图寻找“丝绸之路”名副其实的证据，即“丝绸”是如何在这条道路上运行的明确痕迹。她的证据包括“契约、诉讼、收据、货单、药方”，甚至“人口买卖合同”，不论这些证据是用汉语、梵语或是粟特语写成的。

　　对于关心结论的读者，我们可以先剧透一下，经过作者对上述七个“丝路”站点的考察，得出了令人感慨的结论。虽然“每一处丝路遗址中……贸易都存在，但规模有限。年代在三四世纪的尼亚佉卢文书有近千件，只有一件提到了‘商人’。”“本书中的很多材料证明丝路贸易常常限于当地且规模不大，……难以否认的是，并没有大量证据支持丝路上曾出现繁荣的大规模贸易。”而这些贸易中自然也包括“丝绸”。

　　《丝绸之路新史》一方面证实了欧亚大陆古代人口、物质流动“路线”的存在，这其中包括宗教、技术、农作物，甚至以“玉石”为代表的奢侈品。但另一方面，也提到并没出现围绕“丝绸”展开的大规模贸易活动。这部《新史》恰以非常反讽的方式，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然而，作者又非常有意思地提供了另外一个有趣之处。韩森发现，“罗马人从未用金币直接购买中国丝绸”，因为中国能找到的罗马金币都相对较晚。同样，在西方也很少能找到中国的铜钱。她还注意到在汉朝和唐朝，“丝绸便有了另一种重要的功能，很多西北地区的军饷是丝绸。”也就是说，丝绸的确存在于丝路沿线的众多地区。她一面承认了“丝绸”在欧亚大陆腹地从东向西的广泛存在，另一面指出其中又没有值得注意的贸易记录，这的确有些无法自圆其说了。

　　因此，当我们调用一些书中没有提及的知识，给她的丝路考察提供更大的背景时，才能解开两者的矛盾之处。事实上，在唐宋之间，在整个中国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兴起之前，便已有了著名的“绢马贸易”。唐代诗人白居易在《阴山道》一诗中曾经这样写道：“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元和二年下新敕，内出金帛酬马直。”讲的就是回鹘和唐朝之间发生的丝绸换马交易。回到韩森在序言中引用的胡商状纸的案子，她也同样表明，“素绢，即未染色的平纹丝绸，在唐朝和铜钱一样用作货币。”这这段叙述中，我们发现，丝绸除了被人购买的服装原料外，又多了一层支付功能。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从韩森提供的所有素材中发现一些她所没有发掘的“新史”，围绕丝绸展开的大宗贸易的确没有被显而易见的文献记录。诚如她通过大量的文书资料发掘的那样，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西方人用许多金币来购买丝绸的贸易活动，中国境内自然也就没有留下能记录这些买卖的金币或者文献档案。因为，对于中国而言，“丝绸”本身并不仅仅是商品，而是货币本身。正是这样一种将“丝绸”视为购买对象的刻板观念，阻碍了她对丝绸之路的“新”发现。

　　站在中国的角度，丝绸其实就是货币(尽管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像“实物税”)，不但可以用来支付戍卒的薪水，还可以用来支付购买马匹等大宗商品的支出。借助这种新思路，我们重新省视韩森所描绘的“没有丝绸的丝绸之路”时就会发现，中国用丝绸购买回鹘、党项等草原部落提供的畜牧产品，而草原人群则沿着天山等大陆腹地的地理通道，将这些丝绸向西转换成从里海到地中海的服装原料。这很难被韩森所考察的绿洲贸易点所记录。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丝绸实现了从货币向商品的转变，开玩笑地说，西方人只是把中国古人的货币穿在了身上。而这样一种全新的观点，也解释了在“丝路”的东端常能发现罗马、拜占庭金币，而在西方很少出土中国铜钱的原因，因为丝绸本身就是丝路通行的货币，不过长期以来被我们视而不见罢了。

　　完成了“丝绸是用来支付，而非被人购买”的视角转换，终于可以为我们对丝路的认识提供了新的维度。丝绸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一种亮闪闪的昂贵服装原料，它在历史的很长时间里，还承担着重要的货币功能，而且正是以这种独特的形式在欧亚大陆中流动，为中国购买了马匹或其他西域的物质产品，而这种功能在长期以来可能都被我们忽视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或许就是，韩森教授本应揭开但未能揭示的“丝路新论”。(张经纬  学者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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