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修订本相继面世之后，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的新成果——《辽史》修订本于2016年4月正式出版。2016年5月15日，“薪尽火传——刘浦江与《辽史》修订本出版座谈会” 在北京大学召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工作委员会主任杨牧之，审定委员王曾瑜、刘凤翥、陈智超、宋德金、崔文印，修纂委员陈高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张帆、荣新江、邓小南、王小甫、罗新、朱玉麒、陆扬、党宝海，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总编辑顾青，部分宋辽金元学界的学者和刘浦江先生的生前好友，以及《辽史》修订组和编辑组的全体人员参加座谈会。

　　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邓小南教授、中华书局徐俊总经理先后致辞，王曾瑜、刘凤翥等先生在发言中特别表达了对刘浦江及修订组工作成绩的肯定。工委会主任杨牧之特别感谢了参与修订工作的学者和给予支持的高校与科研单位。修订组代表介绍了《辽史》修订工作的情况后，与会学者自由发言，总结《辽史》修订本的成绩和修订经验，缅怀《辽史》修订主持人刘浦江先生。

　　《辽史》修订本的出版引起了媒体的重点关注。《中华读书报》《文汇学人》《东方早报》在五月初分别做了大版面的集中报道，十余家媒体对《辽史》修订本出版座谈会做了现场报道和采访，从多个角度向公众推介这一重大学术成果的面世。

　　《辽史》修订本首批精装函套本的钤印纪念版五百套本月初已经在网上书店和部分地面书店同步发售。本次出版座谈会也是第六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重点活动之一。

　　一，《辽史》的纂修情况

　　《辽史》，元脱脱等奉敕撰修，是研究辽朝历史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

　　全书一百十六卷，包括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记载从耶律阿保机即可汗位至辽朝灭亡二百余年的历史，兼及辽末耶律大石所建西辽的史事。

　　尽管契丹立国二百余年(907—1125)，但存留至今系统记载辽朝一代史事的可靠文献，惟有一部篇幅不大的《辽史》而已。且从辽人编修本国史至今本《辽史》之纂成，又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元人所修《辽史》大概是以金陈大任《辽史》为蓝本，参以辽耶律俨《皇朝实录》、元代伪书《契丹国志》以及其他一些宋代文献而成的。由于辽代文献本身记载欠详，加之元朝史官杂抄史料，仓促成书，使得这部《辽史》存在许多问题，前人历来评价不高，如清代学者顾炎武、钱大昕、赵翼及四库馆臣等都曾指陈过它的缺陷，而尤以近人冯家昇的批评最为尖锐：“今之廿四史，以《辽史》成书最速，亦以《辽史》为最劣。”概括起来说，《辽史》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记事每多疏漏，史实不乏错误。如辽朝曾经先后几次更改国号，但《辽史》中却仅能见到太宗大同元年(947)“建国号大辽”的惟一一条记载，故清代学者在这一点上屡屡指责《辽史》的疏漏。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云：“按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至圣宗统和元年，去辽号，仍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称大辽。《辽史》皆没而不书。”赵翼《廿二史劄记》也指出说：“《辽史》又有太疏漏者。《东都事略》记辽太宗建国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为大辽。改号复号，一朝大事，而《辽史》不书。”《四库全书总目》《辽史》提要亦讥评《辽史》“于国号之更改尚未详也”。又如关于契丹建国年代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据《辽史·太祖纪》记载，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7年称帝建国，后于916年建元神册。但根据今天的研究，阿保机在907年仅仅是取代遥辇氏可汗成为契丹部落联盟长，至916年才称帝建元，建立大契丹国。诸如建国年代及更改国号这样政治史上的头等大事，亦或语焉不详，或记载不确，《辽史》之疏漏，莫此为甚。不过，《辽史》存在的这些问题恐怕不能简单归咎于元朝史官，而主要是原始史料的欠缺所造成的。辽朝的修史制度很不完备，已知第一部官修史书是成书于统和九年的室昉《实录》，时距契丹建国已有七八十年之久，属于事后追述，自然难免疏漏。

　　第二，篇幅过于简略，内容多有重复。辽朝立国二百余载，若算上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则近三百年，其历史不可谓不长；统治范围南达燕云汉地，北至蒙古高原，其空间不可谓不广。反观元人所修《辽史》，虽有116卷之多，但由于每卷篇幅很短，内容显得相当简略。而在这有限的篇幅中，内容又多有重复。四库馆臣对此多有批评：“如每年游幸，既具书于本纪矣，复为《游幸表》一卷；部族之分合，既详述于《营卫志》矣，复为《部族表》一卷；属国之贡使，亦具见于本纪矣，复为《属国表》一卷；义宗之奔唐，章肃之争国，既屡见于纪、志、表矣，复屡书于列传；文学仅六人，而分为两卷；伶官、宦官本无可纪载，而强缀三人。”这些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除了陈大任《辽史》和耶律俨《皇朝实录》原有的篇目外，元人新立的某些志、表、传，往往是由本纪、列传中的相关内容摘录而成的。如《百官志》、《食货志》的内容大都可以从纪、传中找到出处，且由于抄取不当，内容或有重出。又如元朝史官新设的《二国外记》(包括《高丽传》和《西夏传》)，也明显是摘抄诸帝纪的相关内容而杂糅成篇的。由于《辽史》本身篇幅就很简略，加之内容又多重复，这样就不免会脱漏许多重要的史实。

　　尽管《辽史》的整体质量难以令人满意，但它却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专记辽朝一代历史而幸存于今者，仅《辽史》和《契丹国志》两书而已。《契丹国志》题名宋人叶隆礼，实为元代书贾赝作，主要是抄取宋代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拼凑而成的二手史料，且以宋人记辽事，大抵皆传闻之辞，其内容多不可信据。惟有《辽史》源自辽朝官修史书，是本朝人记本朝事的第一手史料。幸得元人修成这部正史，后人才有可能对辽朝一代历史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和认识。今日治辽史，对此书的依赖度大约要在百分之七十以上。

　　二，《辽史》的整理概况

　　“二十四史”点校本是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完成的新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古籍整理工程，出版之后得到学界广泛的好评，成为海内外通行的版本，是中华文化软实力输出的一个成功典范。《辽史》的点校、修订，与其他各史一样，是一个学术接力的过程。修订工程的定位，是在原点校本基础上，基于新的学术条件，按照修订工作总则规定的要求进行，以期形成一个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升级本。
《辽史》在“二十四史”中成书最速，问题也较多，整理难度较大。点校本《辽史》最初由冯家昇负责整理，后由陈述完成，于1974年出版。原点校本以百衲本为工作本，以乾隆殿本为通校本，参校南、北监本和道光殿本，又用《永乐大典》所引《辽史》全校一过，同时运用本校、他校方法，订正了不少错谬，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整理本。

　　本次《辽史》修订，选择以百衲本为底本，以原内阁大库所藏明初内廷朱丝栏抄本、《永乐大典》引《辽史》为通校本，参校以明南、北监本及乾隆殿本，以版本校为基础，充分利用本校，重点利用五代、辽、宋、金、元、高丽文献等进行他校，非常注意运用出土文献参校，同时全面搜集和吸收已出重要考订和研究成果，严格遵循古籍整理规范，审慎去取，全书改动标点数百处，增补校勘记一千条左右，删减原校勘记四百条左右，保留的原校勘记七百余条也多有充实和改写。可以说，修订本体现了当今《辽史》整理研究的最新水平，达到《辽史》点校整理的新高度。

　　三，《辽史》修订过程

　　《辽史》修订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刘浦江教授主持。《辽史》修订工作从2007年5月中旬修订工程第一次修纂工作会议，整个修订工程正式启动，到2014年7月提交全稿，《辽史》修订工作持续了七年的时间。遗憾的是，2015年1月6日刘浦江教授因病辞世，未能见到《辽史》修订本的面世。

　　《辽史》修订工作由刘浦江教授拟定体例，总揽全局，采取读书课的形式，由学生承担具体的点校修订工作，将修订工作与学术队伍的培养结合起来，其程序大致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分头点校，集体研读，主持人审定。自2007年9月以来，修订组长年坚持于每周六上午九点至下午五点，在中古史中心一起研读《辽史》，就其中的标点修改、文字校勘及所拟校记、长编的内容与大家进行深入讨论，统一意见，最后再改定校记与长编的文字表述。故从2007年5月开始修订，至2013年6月所有分卷点校工作全部完成，一部篇幅不大的《辽史》竟读了整整六年，先后有十二位学生参与了《辽史》修订点校工作，并从中得到了巨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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