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精读

克里斯蒂安和比尔·盖茨。

史前文明的代表：智利的复活节岛巨人阵。

2008年，刚退休不久的比尔·盖茨在某个清晨用跑步机锻炼，偶然看到了大历史的课程演讲并深为着迷，投资1000万美元建立在线“大历史教学项目”。这一广泛流传的故事带有明显励志意味，为大历史镀上了一层成功学色彩。

大历史概念的提出者大卫·克里斯蒂安( David Christian)对宏观性的历史叙述有着勃勃野心。作为一个刚刚兴起并蓬勃发展的历史学流派，大历史希望突破基于民族和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叙述框架，“以多个尺度考量宇宙、地球和人类的历史演进，努力整合人类的知识”。

近日，著作《极简人类史》中文版出版之际，克里斯蒂安接受了《新京报》书评周刊记者的采访，阐述了他个人对大历史体系的认知以及在人类史叙述上的诸多考量，而这些问答揭示了大历史复杂而矛盾的特性，即：将“突破民族-国家视角的全球化历史叙述”这一希冀基于典型的西方现代自然科学逻辑之上，事实上并没有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仅仅是构造出了一种新型的“创世神话”。

在宏大的叙事框架下，《极简人类史》的大历史叙事模式面临着史料缺乏，叙事角度单一等问题，并有走向过分武断的意识形态神话的危险，哪怕这种神话被赋予了科学至上之名。

科学主义的“创世神话”

和其他历史学家不同，大卫·克里斯蒂安所决定讲述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历史事件本身，而是一种完全基于西方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之上的“现代创世神话”。

2010年，通过《普世史的回归》一文，克里斯蒂安宣告大历史是一种新形式的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作为一种史学门类(genre)，普世史不同于编年史或谱系学等早期史学编纂模式，而是以一种单一的叙事，按照时间的顺序对全体人类的历史做出描述，具有十分明显的线性结构。

克里斯蒂安认为，作为新型普世史的大历史偏离了早先普世史的文化关注和人类中心论，不仅能够超越传统民族-国家历史叙事，还可以超越传统“史学”的界限,书写包括人类起源与进化、生命体和地球甚至整个宇宙演化的过程。

这一观点在这本著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名为《极简人类史》，克里斯蒂安依旧选择以宇宙“大爆炸”整本书的开头，充分体现了大历史的特点——大历史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极其紧密，模糊甚至打破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界限。克里斯蒂安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说：“这是一种能够把我们从科学到人文的所有关于过去的知识串联成一个连贯故事的方式，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有助于我们看到所有形式的现代知识之间的联系。”

因此，大历史框架下的人类简史由相对论基础开始，相继采用了进化宇宙论、太阳系生成假说和地球演化，生物圈演进，人科动物的进化等理论。作为科学信仰者和无神论者的克里斯蒂安认为：历史学和科学一样，我们都既需要了解细节，也需要了解整个图景。爱因斯坦就是这么做的，他选择把西方主流自然科学理论被当作史实而不是学说来记述。

　　建立在个人信仰上的未来预言

在“大历史教学项目”的主页上，有一段非常显眼的置顶标语：“大历史考察了我们的过去，解释了我们的现在，并且预示了我们的未来。”对此，克里斯蒂安解释道：“(我们)能够得到一个现代的、科学的起源故事。而且，思考未来的唯一途径就是思考过去，所以大历史的方法也许能帮助我们以新的方式思考未来。”

按照大卫·克里斯蒂安的说法,大历史能够建立一个“宏大的统一的历史理论”，以克服现代及后现代知识的“支离破碎”，并为人类的未来做出指导。

而全球史研究的倡导者、美国著名学者布鲁斯·马兹利什在评价普世史时指出，世俗化的或者理性的普世史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哲学，它“与其说是探求历史之中的意义，还不如说是将一种意义强加于历史之上”。

这种说法在用词上或许有稍显偏颇之处，但却准确指出了大历史和其他普世史的共同之处，即：以学说为史实，记述作者个人信仰(无论是宗教，理性主义，还是科学主义)的创世过程，并以此作为历史规律来预言未来。

对于克里斯蒂安来说，大历史的“预言性”同样建立在个人的科学信仰之上，他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展现出了目前天文和物理学界的主流预测相似的视角：“大历史可以为我们解释关于未来宇宙的设想。宇宙在不断扩大中，速度越来越快……几十亿年后，宇宙将重新开始变得简单，直到最终，旷大的宇宙即将空无一物！”

　　大历史框架下的人类发展论

大历史框架下的人类史尽管只是漫长宇宙史的短暂一瞬，但对于人类自身来说，也足够漫长。用大历史的方式所记述的历史内容，其完整性和选择标准成为了常被人质疑的问题。毕竟，用如此广博的尺度，在短短一本约200页的书里记录完整的人类历史，无疑需要牺牲很多可能是至关重要的细节。

针对此类质疑，克里斯蒂安回答说：“我意识到，人类最为独特之处就是我们共享信息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的累积给了我们越来越强大的力量。这使我们有别于45.6亿岁的地球上存在过的其他生物。”

除了坚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外，克里斯蒂安也坚持着一种人类的“发展论”，他认为人类的“集体学习”(collective learning)是人类得以开创历史的核心，因此，这种大历史框架中的人类史将生产与社会组织形式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驱动力量，对宗教、文化、道德等制约人类意识与行动的精神力量几乎并无阐述。

他解释说：“(我书写的人类历史)主要的故事是关于人类创造力的：人类是如何从越来越了解我们生存的环境、越来越了解彼此，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运用这些积累下来的知识。”

　　基于个人经验的史料选择

《极简人类史》需要面对的另一巨大挑战是对于资料严重缺乏时期的历史论述。在书里，克里斯蒂安以技术的根本变革为基础构建了人类史的三大主要时代：采集狩猎时代(距今25万至10万年前)、农耕时代(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1750年)和近现代(1750年至今)。其中，只有约四分之一的篇幅描述了现代人类社会，其余都在描写古代人类社会。然而，大量的远古时期的资料都是相当模糊和不可验证的，很多历史学家对这些时期的人类生活有着不同的观点，争论的焦点在于：现代智人是否真的出现在10万年前，当时的人们如何生活等。

克里斯蒂安认为自己已经“尽力找到最有说服力的和最新的理论，并了解这些理论”。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我本身也是一个学者，所以我知道研究的困难和局限，这有助于我判断别人的研究。我不能保证我所写的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就像每一个读者一样，我必须要负责任地选择目前看起来可靠的科学理论。我也明白，这些理论可能会改变，历史故事的细节会不断变化。这正是现代科学的优点，也是一种让我们人类异于其他生物的技能：每当信息更新，我们都可以及时调整我们的想法。”

当然，在重重的疑惑之余，大历史框架下的人类史确实有其创新之处。克里斯蒂安说：“如果我们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思考历史，我们只会看到冲突的可能；但如果我们理解整个人类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协同合作的前景。”

不过，从目前来看，在资料记录尚有缺失的前提下，仅凭对自然科学的信仰和作者个人的专业性经验，大历史能否完全脱离并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视角，依旧值得推敲和怀疑。

值得庆幸的是，大卫·克里斯蒂安自己也关注到了历史学中的其他可能，正如他在《普世史的回归》一文里所写道的：“如果历史学要恢复其作为一门学科的整体性，它可能不得不再次关注它所忽视或压抑的许多隐蔽的历史，许多普世史的‘他者’。”(新京报特约记者/阿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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