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

　　文/白  烨

　　尽管已从西安的友人处得知陈忠实在住院两天后于28日早上吐血不止，在西京医院全力抢救，我还是希望能人力回天，或老天保佑，能让他挺过这一关。29日早上，传来他终于不治而仙逝的噩耗，我真是不敢相信这竟是真的。一天时间，人就走了，何以如此匆忙，怎能如此短促？

　　去年11月去西安出差，特意去看望了病中的忠实。他刚动了二次手术，是胸间发现一活动小瘤。交谈中，他时而要拿毛巾檫拭口水，但精神状态还好。他说自己可能没有精力和气力再写作品，身体好一点就练练字。我说，写字好，既可以练习笔力，又可以锻炼体力，先把身体养好再说。当时，《白鹿原》线装版刚刚出书，他签了名送了我一部。交谈时，忠实的夫人和两个女儿都在，我对他们说，我们都不在忠实身边，照顾忠实的事，就全靠你们、依仗你们了，这不仅是为忠实，也是为你们，还是为我们大家。谁知那次匆卒的探望，竟成诀别。

　　回想起与陈忠实数十年来的交往，种种往事像过电影一般，交替闪回，历历在目。

　　七十年代中期，我还在陕西师大中文系上学读书的时候，陈忠实被学校请来做过一次关于小说创作的报告。他那次的报告，结合自己的写作，讲得生动而鲜活，使我们这些初涉文学的学子，懂得创作如何要从生活立足，创作又如何要在艺术上练意。后来熟悉了，我说你给我讲过课，应该是我的老师。他说，这种讲座性的不能算。但在我心里，真是把他当作文学启蒙时的老师的。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关注他，解读他，而他以变又不变的两种形象，又让我时而熟悉，时而陌生。

　　陈忠实总是不变的，是他的沧桑又厚道的老农形象、他的坦直又实诚的质朴为人；而不断变化的，是他的文学追求，他的小说写作。“文革”前就步入小说写作的陈忠实，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有过一段时间的小说写作的井喷式爆发，他的《信任》、《徐家园三老汉》等作品以在鲜活的故事、生动的形象中暗含“伤痕”，内含“改革”等多重意蕴，在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中别树一帜，引人注目。我曾在1982年的《文学评论丛刊》第十二辑中以“清新醇厚，简朴自然”为题，对他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作品作评。但在八十年代中期，他在《四妹子》、《康家小院》、《梆子老太》、《蓝袍先生》等作品中，却让人看到了一个由普通农人的命运，反观乡土现实，反思社会历史的陈忠实。这样与时俱进的写作，真让人为之欣喜，为此我又写过《人生的压抑与人性的解放》的评论，为他小说写作的有力突破与长足进取摇旗呐喊。

　　1988年夏，我因事去西安出差，忠实知道后，从郊区的家里感到我下榻的旅馆，我们几乎长聊了一个通宵，主要都是他在讲构思和写作中的《白鹿原》。我很为他的创作激情所陶醉，为他的创作追求所感奋，但怎么也想象不出完成后的《白鹿原》会是什么样子。作品完成之后，忠实来信说道：“我有一种预感，我正在吭哧的长篇可能会使你有话要说，······自以为比《蓝袍先生》要深刻，也要冷峻······。”后来，看完书稿的评论家朋友李星也告诉我，《白鹿原》绝对不同凡响。听到这些，我仍然一半是兴奋，一半是疑惑。待到1992年底《当代》选发了部分和1993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之后，我完全被它所饱含的史志意蕴和史诗风格所震撼。因而，以按捺不住的激情撰写了题目就叫《史志意蕴·史诗风格》的评论文章，为《白鹿原》拍手叫好。在该年7月于北京召开的《白鹿原》研讨会上，当有人提出评论《白鹿原》要避免使用已近乎泛滥的“史诗”的提法时，我很不以为然地比喻说，原来老说“狼”来了，结果到跟前一看，不过是一只“狗”。现在“狼”真的来了，不说“狼”来了怎么行。我真是觉得，不用“史诗”的提法，确实难以准确地评价《白鹿原》。

　　关于《白鹿原》，可说的话很多。它以白鹿原的白、鹿两家三代人的人生历程为主线既透视了凝结在关中农人身上的民族的生存追求和文学精神，又勾勒了演进于白鹿原的人们生活形态和心态的近代、现代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其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回响。在一部作品中复式地寄寓了家族和民族的诸多历史内蕴，颇具丰而厚重的史诗品味，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当属少有。还有，《白鹿原》在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的结构框架中，始终以人物为叙述中心，事件讲究情节化，人物讲究性格化，叙述讲究故事化，而这一切都服从和服务于可读性，有关的历史感、文化味、哲理性，都含而不露地化合在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之中，比较好地打通了雅与俗的已有界限。一部作品内蕴厚重、深邃而又如此好读和耐读，这在当代长篇小说中亦不多见。这些突破，使得《白鹿原》把陈忠实的个人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艺术境界，也把当代长篇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从而具有了某种标志性的意义。我曾在《九部作品看茅奖》一文中，对《白鹿原》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作了这样的评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选择了《白鹿原》，在慧眼识珠地彰奖作者陈忠实的同时，也使茅盾文学奖自身的权威性，得到有力的增强，拥有了切实的佐证。”

　　还有一些与《白鹿原》有关的事，想起来也颇为有趣。忠实为文之认真执着，为人之质朴诚恳，都于此可见一斑。

　　一次是我陪同陈忠实曾去领过一次稿费。那是1993年的4、5月的某天，忠实到京后来电话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发了《白鹿原》的第一笔稿费，是一张支票，有8万之多，要去朝内大街的农业银行领取；他说他没有一次拿过这么多钱，地方也不熟，心里很不踏实，让我陪他走一趟。我们相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见面后，一同去往朝阳门附近的农业银行，那时还没有百元大钞，取出的钱都是10元一捆，一个军挎几乎要装满了。我一路小心地陪他到沙滩那里的他下榻的宾馆，才最终离开。

　　《白鹿原》发表之后，因为创作中内涵了多种突破，一时间很有争议。而这个时候，正赶上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白鹿原》是这一时期绕不过去的作品，但评委们因意见不一，在评委会上一直争议不休，相持不下。时任评委会主任的陈涌，偏偏喜欢《白鹿原》，认为这部厚重的作品正是人们所一直期盼的，文坛求之不得的，于是抱病上会力陈己见，终于说服大部分评委，并作出修订后获奖的重要决定。忠实来京领奖之后，叫上我一起去看望陈涌先生。陈涌先生很是兴奋，一见面就对忠实说，你的《白鹿原》真是了不起，堪称是中国的《静静的顿河》。并告诉我们，我找的保姆是陕西人，你们午饭别走，就一起吃陕西面。因为先生身体不好，不能太过打扰，我们聊了一会就找借口离开了。此后，忠实每次到京出差或办事，我们都会相约着去看望陈涌先生。去年，陈涌先生有病去世，我电话上告诉忠实后，他半天沉默不语，感慨地说，老先生对我的首肯与支持，对我的创作所起的作用无与伦比。你一定代为转致哀思，向家属转致问候。在陈涌先生的追思会上，我替他转达了他的哀思之情与惋惜之意。

　　小说《白鹿原》发表之后，先后被改编为各种形式的作品。其中的一次是2007年间，受陈忠实之邀与他一起在京观看了舞剧《白鹿原》。小说《白鹿原》原有的丰厚意蕴，在舞剧中被提炼为一个女人——小蛾和三个男人的情感故事，由小娥的独舞和草帽舞等群舞构成的舞蹈场景，使剧作充满了观赏性，但总觉得那已和小说《白鹿原》没有太大的关系，已被演绎成了另外的一个故事。在观剧之后的简单座谈中，有人问我有何观感，我说作品从观赏的角度来看，确实撩人眼目，煞是好看，但基本的内容已与《白鹿原》关系不大。而宽厚的陈忠实则补充说：舞剧《白鹿原》毕竟是根据小说《白鹿原》改出来的，还是有所关联。

　　还有在电影《白鹿原》上演之前的2011年，陈忠实说电影已做好合成样片，要我找几位文艺界人士抽空先去看看。我约了何西来、周明、李炳银等在京陕西文人去了王全安的工作室，从晚间八点一直看到半夜十二点。影片中，迎风翻滚的麦浪，粗狂苍凉的老腔，使浓郁的陕西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张丰毅饰演的白嘉轩也称得上筋骨丰满，但在围绕着小娥的特写式叙述和以此为主干的故事走向中，电影在改编中有意无意地突出了小娥的形象，强化了小娥的分量，把小娥变成了事实上的主角，并对白嘉轩、鹿子霖等真正的主角构成了一定的遮蔽。观影之后，与陈忠实通话谈起电影，他问我看后的印象，我说电影改编超出了我的想象，总体上看是在向着小说原作逼近，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使小娥的形象过于突出了，因而把情色的成份过分地放大了。陈忠实听后稍稍沉思了一阵，随即表示说，你说的确有道理，我也有着同样的感觉。

　　这些年在小说写作上，陈忠实以短篇为主，没有再写长篇。我曾给他开玩笑说过的再弄一个《白鹿原》似的“枕头”的话，一直也没有兑现。但在心里，我却是由衷地纫佩他的，他没有借名获利，更不急功近利，他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行走，也是按照艺术的规律在行进。但他和他的《白鹿原》，却构成了一个戥子和一面镜子。这个戥子可以度量何为小说中的精品力作，这个镜子可以观照何为文学中的人文精神。

　　忠实的有生之年，在74岁上戛然而止，这实在算不上是高寿。但这74年里，从他于1965年3月发表散文处女作《夜过流沙沟》起，他把整整50多年的时间用于了文学理想的追逐，文学创作的追求，而且在不同的时期，都留下了有力攀登和奋勇向前的鲜明印迹，直至完成经典性小说作品《白鹿原》，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矗立了一座时代的高峰。可以说，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投入给了文学，奉献给了社会，交付给了人民。他以“寻找自己的句子”的方式，看似是在为自己立言，实际上是以他的方式为人民代言。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生活元气和时代豪气的伟大作家，真正做到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

　　因为写作出了“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欢”的《白鹿原》，陈忠实也藉以留下了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鹿原》始终镌刻着陈忠实的英名，他与《白鹿原》一起活着，他与我们同在！(原载5月4日《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