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日前，贾平凹在接受采访中的一句话引发一片讨伐声，观点主要是“贾平凹《极花》是为拐卖妇女辩护”。原本头衔不少的作家又多了一顶帽子——直男癌。也有评论认为贾平凹对乡村的眷恋和固执情怀是一种“自相矛盾而荒诞的行为”。

贾平凹

　　贾平凹：我对女性是最好的

　　事实上，这并不是贾平凹第一次因为作品描写女性被批评。在4月14日的新书发布会上，贾平凹曾表示，“当年《废都》出来的时候，他们老批判我，我很委屈。我对女性是最好的。况且书里写的情节不能和作家自己的事划等号。对于关怀女性命运，同情女性这方面，我觉得我做得很好，不能说你写女人的什么就是对女人的不尊重。我是尊重女性的。”

　　近日，《极花》一书的责任编辑孔令燕接受了媒体采访，令她印象最深的批评是“贾平凹为人贩子辩护、为拐卖妇女辩护。”孔令燕说：“小说流露出作家对传统生活方式流失和凋敝的感伤，显然不是同情人贩子。他是基于作家的责任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社会问题。”

　　孔令燕表示，作为责任编辑她也希望作品获得关注，但深入讨论的前提是不能光看书封上的简介：“简介是给普通读者的推广语，即使简介表达的也是一个递进关系，‘作品从拐卖事件入手，其最终指向是当下中国最为现实的贫困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是城市不断壮大农村迅速凋敝的问题。’”

　　“贾老师很尊重女性，热爱美好的女性。女权主义者靠这样的方式凸显与众不同，虽然我是女性但我一点都不赞同他们这样的观点。”孔令燕表示。

　　针对贾平凹对乡村的眷恋和固执情怀是一种“自相矛盾而荒诞的行为”的批评，孔令燕表示：“上一代作家对传统乡村的秩序和伦理是有眷恋的。他们确实处在两难境地中，一方面希望保持乡村传统的田园牧歌的生活秩序，另一方面不希望广大的农民生活在贫困中。文学关注的是个人、国家、民族的命运。国家处在转型中，城市化进程大方向是好的，但有很多个体还生活在穷苦中。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两难。”

　　“在作品中我并没有说过‘这个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吗？你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这种话，是他们断章取义了。《极花》写的就是被拐卖妇女的苦难。这完全是对作品的误解。一切评论都要以小说文本为主，脱离小说文本的任意延伸、引申，是可怕的。对于当下农村，我确实怀着两难的心情，这不是歌颂与批判、积极与保守的问题。我就是在这两难之间写出一种社会的痛和人性的复杂。这方面，我曾在‘当下我们的写作’一文中做过详细解释。”对于批评，贾平凹在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做出了回应。

　　事实上，在4月14日的发布会上，贾平凹也知道有批评意见：“小说出来以后，有个学法律的人写了一篇评论，他说小说里基本全部人物都在犯罪，贩卖妇女是罪，强暴妇女有罪，解救时暴力执法有罪，全民抗拒解救也是有罪的，用法律上的名词，没有一个不是犯罪。我当时就说，法律是法律，文学是文学吧，看待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极花》 贾平凹著

　　女权主义者吕频：贾平凹为拐卖媳妇辩护，何其荒唐

　　贾平凹应该很清楚这部小说是一定程度在做现实介入。可他的农村性别属男，充满失败的大男人气，他对农村凋敝的痛心，是对男性失败的固执守护。他以男人的视角察觉村庄凋敝与性别权力架构因女性逃离而被抽空有关，于是希望将女性回填到架构当中，乃可权力永续。在《极花》的结尾，他让女主人公胡蝶在梦里恍惚从未被解救、又回到被拐的村子，这是什么意思？这个设置其实是一种对女性逃离的诅咒：她们不应该有其他路可走。

　　事实上，对底层男性的婚姻挤压一直都存在，今天这问题的新症候在于，女性向城市的流动导致农村男性失婚更普遍。那么，男性这方面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提问远不能就此联系到拐卖有理。确实貌似至今没什么真正的答案出现。为什么？或许是因为，这个提问的设定是，男人不动，社区与家庭父权、婚姻与家庭制度不动，对女人生养照顾的责任要求不动。

　　那么在一个已然不同的年代，有些男性负隅顽抗确实没办法得到出路。拒绝改变的男人及他们所主持的权力秩序，面对着已经改变和不再从属的女人，不再相互匹配和谐，这是当今种种性别冲突背后共同的深层矛盾。若只站在男人一边却自称忧思社会与国家，那就是拉偏架；如果有话语权者公然这样做，对他们强烈反感的表达也是一种纠偏。而且，仅有的解决性别冲突的机会，只能在向前看、放下权力、承认平权的前提下寻求，否则只有兜圈子和加深矛盾而已。

　　不巧的是，《极花》正出现在许多人对拐卖妇女的愤慨积蓄的时候，难免犯众怒。但是，坦率地说，这种愤慨其实是马后炮，正如《极花》讲述的是过时的故事。欺骗及绑架完全无知无辜的女性，继而出售、禁锢、强奸，这一系列恐怖而丑恶的情节，在今天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已经没有多少实施空间。没错，被破获的拐卖妇女案的数量仍在增长，但是，这统计是将各种目的的拐卖、跨国与国内拐卖放在一起的，并不能反映以婚姻为目的的国内拐卖现象。跨境人口贩运的增长有很多曝光，显示农村失婚男性正在找到新的替代性的“出路”，即全球性的不平等配置舒缓了本国内的性别冲突——东南亚国家的妇女代胡蝶来做更廉价和易掌控的受害者了。

　　那么这时候，《极花》的功用还有什么？它如同招魂：用对过时悲剧假装深情的铺陈，刺激读者，以求关注和治疗作者长期抱有的对男性失败的焦虑。从这个角度说，这部小说作为现实介入，是不是不怎么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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