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唐诺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诺说，他每写完一本书，就有某种“出清”之感，好像会的东西全部讲完了，写完《尽头》时，这种感觉特别强烈真实。但一个已经习惯锻炼“肌肉”的人，将永远能够在文本里发现思考的缝隙。书籍并非现成的答案，而是问题的开始。阅读催动了思维，让身体不安分。在出版几本主要关注西方小说的书之后，如今，唐诺将视野转向中国古籍，开始阅读《左传》。

　　唐诺关注最基本的概念，“拙笨”地运用能调动的每一支军队，攻克一座座概念的堡垒。他自言不擅取题目，《文字的故事》、《阅读的故事》，朴素地说就是“文字”“阅读”二物，《世间的名字》隐藏的符码是“职业”，每篇均定定将标靶投向一份工种；《尽头》乃是各种“尽头”的模样，事物在此一实然世界的确实停止之处，某个元素发展到极致(或极端)的可能样态。到了《左传》，他直白却晦涩地将其名为《眼前》。

　　唐诺这一次本想稍歇，写一本不那么庞杂的小书，每篇一万字吧(这于他已是相当精简)，但最后还是抑制不住好奇心和思考力，让每篇均膨胀一倍。西方现代小说注目现代人的普遍问题和境况，久远的古籍有什么现代意义呢？在唐诺眼里，当然是有的。

　　“眼前”就是“眼前的世界”。复数的眼前，也即《左传》映照出的诸般世界模样。其中可以包含的内容何其多，唐诺只选了八个角度。

　　这八个角度是：小国的视野，作者的角色，神灵、梦境和超现实，情欲、乱伦和身体，战争、国家和政治，音乐的教用和魔力，历史记述的应然和实然。

　　只有七个，对不对？因为唐诺还在其中一篇中稍稍绕开了这样的主题式议论，更接近《左传》的文学底色，跟踪报道似的，专门去追踪一桩历史事件的现场和影响，其中包括一场盟会、一个国君和一个老人。

　　唐诺的好友杨照同样解读过《左传》，杨照的目光是确信的，收束的，站在文本讨论的终点，去解释它们构成的元素。杨照介绍这春秋的历史是什么样子，什么是“经”什么是“传”，国际关系如何，礼教秩序怎样，战争怎样打，发生过哪些历史事件，等等，都是堪堪已定的答案。

　　到了唐诺这里，《左传》是否真实，那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事。唐诺更关心它如何观看历史，描写了哪些故事。唐诺解读《左传》，不是将它当成一部确定的文本，去验证、追踪一时一地之“真相”，而是将它当成一部小说，去探查、去寻找、去揣摩一个作者观看春秋那242年的目光。他假设这个作者和他一样站在世界的此端，用文字记录每个人的“眼前”。这个作者并不在意会诞生什么结论，会融铸什么主题，他只是供奉神灵似的，将《春秋》经文放在文本之前，试着去解释这本书而已。但在文字的浇筑中，模具会渐渐成型。唐诺将这些“眼前”的集合翻译出来，再放到现代，加入自己的“眼前”。问题会像枝蔓一样生长、延续，随着书写深入到未知之境，又勾连出已知的信息。新鲜的未知和既存的已知融合，就生出不尽的问题和解答的尝试，所以唐诺的文章也越写越长。

　　《左传》是一种版本的历史记录，春秋各国都曾经有过自己的版本。为什么是鲁国，为什么是《左传》留了下来？这就引出了唐诺的讨论。鲁国的位置(唐诺说它是“一个有着大灵魂的小身体”)，它在历史上的角色(周公的宗族延续)，它保留历史遗产的必然———“人被迫想得多想得更深沉而复杂，人超过了他的现实，遂利于书写；而且因为多少种种难以实践、化不了事实的思维，所以特别有利于文学书写”。这是幸运的，也许更不幸，一个小国家必须专注地观察历史，保留遗迹，负载太多也不堪重负。

　　将这八篇文章每一个主题看成一支根脉，《左传》的内容是它的主干，由此展开的议论和想象就是枝叶。唐诺的文章都是蓊蓊郁郁的大树，每一次疑问的吹拂，都会让一片叶子带动另一片，交错层叠，直到整棵大树都应声而动。

　　唐诺写《左传》中最常出现的子产，审视这个政治家如何在大国夹缝的小国间准确、审慎、节制地掌舵，因为输不起也浪费不起。由此引申出大国的优越性和小国的忧患意识“大国家有适合于它长时间想、长期发展的思维，它最根本的优势，就是从容稳定，时间是可信的，世界是坚实的，思维不必铤而走险不必省略跳动，能够把想的东西发展完整，如长成一株大树”。唐诺探讨《左传》中的情欲，比如齐襄公和文姜的兄妹乱伦，发现相比兄妹，父母子女间的乱伦更成为禁忌，但禁忌何来？说不定乱伦正是古早人类繁衍的方式，因为各种缺陷和限制，由此，唐诺加入人类学的眼光，引出乱伦禁忌形成原因。

　　唐诺探讨历史写作的应然和实然，看看《左传》相比《春秋》延续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增加了什么，历史书写者应如何准确再现历史，一个字凝聚的含义(如“谥号”)会给理解历史带来决定性影响，历史书写的方式决定了历史观看的维度，哪一种更可取、更诚实？唐诺探讨战争与盟会，春秋无义战，人类历史上的冲突与和平，是利益的交割和理性的商榷，当国家由丛聚走向统一，看待世界的眼光是扩展还是收缩？一个众声喧哗的春秋战国，充满小国家的视野，对世界的探索带着急切和焦灼，过渡到统一国家之时，有些什么可能性却都被抹掉了，“战国的繁花般思维，是这样一种世界的结果，在这样一种世界消逝之后的结晶、返景和余响，是这样活过的人的遗言”。

　　唐诺选择八个角度，抽出《左传》的故事作为例证，实际乃是“夹带私货”，回溯一些东西在古早呈现的模样，并放入“现在”的目光，用他所知解释它们何以为此。他将242年的历史铺展开来，看到这个光带洒下的星点光焰。唐诺的写作是解释性的，不是器物之用的。书本不是对世界的收束性总结，不是解剖世界的利刃，毋宁说更像渗入世界的水滴，一滴一滴，不知道会落到哪里，但总会溶解某些顽固的东西，让谜题慢慢洇开。

　　这“眼前”亦是唐诺所有书的共同主题。“前”字意味着问题被初次提出，盈满疑惑的生鲜状态，还有很多可以去探索，还有很多可以去尝试，还有很多条路可以试着走走看。眼前的状态，满目皆是新的，好像还可以用手去指，用文字去命名。唐诺的文字总带着很强的好奇心和倾诉欲，每一个问题于他都是新之又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左传》并不是尘封的古籍，它留下了作者记述彼端世界的生鲜目光。放到现代，亦迸射出又一层新的接触。眼前，就是《左传》的开始，也是唐诺阅读这本书，和每一本书的开始。(李涵 自由撰稿人，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