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陈竹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16年2月版

　　在谈及伊斯坦布尔时，帕慕克曾说：“我喜欢透过车窗看那些赶去上班的人、推着小车走向街区的小贩、停泊在金角湾的小船，特别是那些去上学的孩子。我仔细地去念挂在杂货店橱窗里的报纸上的大标题、墙上的布告、巨幅的广告牌。我若有所思地在脑子里重复着写在汽车和卡车车身上那些意味深长的句子，感觉城市在和自己交谈。”这位土生土长的伊斯坦布尔人始终站在博斯普鲁斯大桥上，凝视他多灾多难的故乡，回顾它的前世，展望它的未来，聆听自始至终缠绕其间、几乎为城市代言的“呼愁”。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以下简称《怪东西》)有一个轻逸的开场。主人公麦夫鲁特是一个标准的外乡人，一个以卖钵扎(土耳其传统食品)、酸奶为生的小贩。这个乡下男孩跟随父亲来到城市。其后二十来年里，逃过学，参过军，卖过盒饭，做过小贩，在餐馆当过经理……人生几度起落，屡次失业、屡次重操旧业，唯一不曾放下的是肩上沉甸甸的担子。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压在麦夫鲁特肩头的重担，装下的不单单是几十斤钵扎，而是整个伊斯坦布尔。这副担子压弯了父亲、伯父的腰，而今子承父业落到了麦夫鲁特身上。此后，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他经历过什么，伊斯坦布尔都与他如影随形：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公寓楼，每家的大门、门铃、院门、奇怪扭曲的楼梯……由此，一座饱经沧桑而又活色生香的千年古城，就以如此具象化的形式在纸上复活了。

　　《怪东西》是小说，也是纪实。帕慕克用最小说化的语言完成了最不小说化的情节设定，笔下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暗含着他对伊斯坦布尔的真情实感。若是沿着麦夫鲁特的足迹走上一遭，我们很容易勾勒出一幅完整的伊斯坦布尔地图。只是这地图并非一成不变，岁月、时政总在其上加添自己独有的印记。久而久之，留在麦夫鲁特头脑里的就是一部色香味俱全的编年体史诗了。

　　即使是写个人经历，帕慕克的视野也并不狭隘。全书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内容涵盖1969-2012年近半个世纪的土耳其历史，更适时引入世界范围内诸多大事，将讲述的半径由一人、一城、一国远远地铺展开来。因此，就算麦夫鲁特一再声称“高深的政治”是大人物的玩意，不是他所能考虑的，但在世事的拉扯之下谁也未必真的有“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式的洒脱。如果对《怪东西》来一番字斟句酌的考据，不难从字里行间找到动荡时局的痕迹。还好帕慕克很聪明，他深知“政治上的过激，总带有一种做作的成分”，因此绝不愿轻易地拿历史、政治大做文章。何况，这世界永远是少数人撬动历史杠杆，留给大多数人的永远是跟随。小贩身处城市神经的最末梢，快乐和痛苦皆是微小的、琐屑的，与之相依的生活也是寡淡的；很多时候，他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更不能左右时代的走向，唯有像鸵鸟一样漠然处之，将自己掩埋在日常的碎片当中，在人群里“不引人注意地求得生存”。

　　于是，我们读《怪东西》，只见帕慕克提起笔来几番游走，数个回合下来也不过是轻轻一笔挥过，将历史充作风景，以政治迂回点染，而后将之隐隐然融化在嘈杂的背景中。它们轻飘飘地走过文字的罅隙，留下或深或浅的小坑，却绝无拖泥带水的沉重与刻意夸大的痛苦。比如他写到1977年4月发生于伊斯坦布尔的左右派战争：街头发生枪击，父子两人坐在事发地500米外的屋里“在一种难得的友好气氛里喝着小豆汤”。枪声响起，父亲大叫麦夫鲁特退后。等到枪手走远，父子俩很快又若无其事地“继续喝汤”。

　　其实，所谓“怪东西”并非真的怪诞、荒谬，让人不忍直视。在走街串巷的日子里，麦夫鲁特眼见城市的蓬勃生气，揣度着别处的生活，不断增加着记忆的重量，于是脑中满满当当地装着各式各样的怪念头。同样，帕慕克不也是一个脑中装满“怪东西”的人吗？比如前作《纯真博物馆》，痴情的青年凯末尔固执地珍藏心上人芙颂的一应物品，从盐瓶到顶针，从发卡到钥匙，甚至连烟头都不放过。以此推之，《怪东西》恰恰是另一座“纯真博物馆”。只是这一次，帕慕克心之念之的不再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这座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宣礼塔、小吃店、棚户区、路边的老屋、偶遇的美女，这城的一呼一吸、一消一长、一荣一衰，始终被他牢牢地握于掌心。不管他写什么，《黑书》还是《我的名字叫红》，《伊斯坦布尔》还是《怪东西》，每一次写作就是一片破碎的拼图———伴随着悠远伤情的呼愁，他一次次重重地拿起，又一次次轻轻地放下，只待有朝一日能够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故乡。

　　反过来看《怪东西》，它和回忆录《伊斯坦布尔》如出一辙，皆是对这座城市细致到毛细血管的刻画。不过《伊斯坦布尔》终究是悲伤的，帕慕克下笔之间和着血、带着肉，字里行间总有抹之不去的愁绪。相形之下，《怪东西》反倒是轻盈的、散漫的、随意的。这是一座纸上的城邦，帕慕克带领我们尾随小贩的脚步深入城市的最深处，抚摸其粗糙的肌理，倾听其轻声的呢喃。因此，即便麦夫鲁特天性里的保守善良、天真懦弱无法让他走得更深更远，不能使之成为翻云覆雨、操控城市未来的成功者，却并不妨碍他以瘦弱的双肩投入其中，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就像他的创造者帕慕克一样。他们都依附于这座城市，城市也用相同的仁善包容了他们，而不管他是人微言轻的小贩，还是声名显赫的小说家。(谷立立 自由撰稿人，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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