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韦力

　　在中国文学史上，宋玉跟屈原并称，可是不知什么原因，这样的一位著名文人，关于他的历史资料却留下来者很少。陆侃如、冯沅君对宋玉颇为看重，在所著《中国诗史》第三篇的第四章专讲宋玉，将宋玉的生平总结如下：“从这二十几句里，我们可以知道宋玉是楚国乡下的一位贫士，远走京邑，谋一个位置，以抒抱负。但不久便失职，于是潦倒终身。所失的职，大约即上引《襄阳耆旧记》所谓‘小臣’，是否即王逸所说的‘大夫’则不可知。《九辩》之作大约即在失职之后。荀况至楚为兰陵令时(前255年)，宋玉约三十五岁，他做小臣或亦在这个时候罢。”

宋玉

　　《史记》中有“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一句，后人对这个“祖”字如何解释产生了分歧，大部分人认为这个字表明了宋玉等三人是屈原的弟子，对于这种解释，后世多有认同，王逸在《楚辞章句》中首次说宋玉是屈原的弟子，而后的习凿齿也称：“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襄阳耆旧记》卷一)但是也有人不赞同这种说法，因为这个“祖”字也可以理解为承袭或祖述，并不一定是师徒关系，游国恩在《中国文学史讲义》中称：“宋玉者屈原弟子也。悯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宋玉师事屈原恐未可信。”究竟如何，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一 宋玉作品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跟宋玉并称者还有唐勒、景差，然而这二人没有作品留下来，按照《汉书·艺文志》上的记载，宋玉的诗赋有16篇，而流传至今者，《楚辞》内收有《九辩》一篇，《文选》中收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五篇，而《古文苑》中也载有《笛赋》、《风赋》、《舞赋》等六篇。到了清代，严可均在其《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去掉了《舞赋》一篇，又添加上《高唐对》一篇，以上就是流传至今署名宋玉的作品。但陆、冯认为这些作品“大都是后人伪托的，可信者只有《九辩》与《招魂》”。而鲁迅则进一步认为：“宋玉者，王逸以为屈原弟子；事怀王之子襄王，为大夫，然不得志。所作本十六篇，今存十一篇，殆多后人拟作，可信者有《九辩》。《九辩》本古辞，玉取其名，创为新制，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汉文学史纲要》)

　　而游国恩也是这么认定者，他将宋玉留下来的作品做了概括性地分析，得出的结论也如鲁迅这样：“则宋玉之作只存《九辩》一篇而已”，但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却未曾提及除《九辩》之外皆伪：“《风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都是历代传诵的名作，无不体物细致，构思巧妙，极尽铺陈之能事。”这些作品既然是传世的名作，又写得极其华美，看来没必要再纠结这是否真的是宋玉所作。而对于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本书给予了这样的断语：“宋玉的辞赋是在屈原的直接影响下创作而成的，并在文辞等形式方面有所发展。它们是由楚辞而至汉大赋的一个过渡阶段。”

　　《中国文学史》也同样把《九辩》视为宋玉的代表作，评价说：“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悲秋’主题，实由此发端”。

　　对于宋玉为什么给这篇赋起名为“九辩”，历史上也同样有不同的解读，比如王逸认为“辩者变也”，这意思是说宋玉想以此赋来劝说君王变法，而“九”则是阳数中最大之数。游国恩认为这是王逸的曲解，而王夫之则认为“辩犹遍也”，而赋中的一阙就是一遍，因此这只是个篇数之名。游国恩也认为王夫之说的有道理，其结论是：“考九辩之名。一见于离骚。再见于天问。王逸以为禹乐。山海经又以为天帝乐。虽未可遽信。要之必古乐也。宋玉借古乐为题。以抒其情思。”

　　有意思的是，鲁迅虽然认定宋玉的作品仅有《九辩》一篇，但他却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讲到了宋玉的《招魂》：“又有《招魂》一篇，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欲召魂魄，来归修门。司马迁以为屈原作，然辞气殊不类。其文华靡，长于敷陈，言险难则天地间皆不可居，述逸乐则饮食声色必极其致，后人作赋，颇学其夸。句末俱用‘些’字，亦为创格……”鲁迅说司马迁认为《招魂》是屈原的作品，但他觉得这篇文章从文风上看，跟屈原的其他作品不相类，但是《汉文学史纲要》中仍然引用了很长一段《招魂》中的原文。即此可以猜测，鲁迅虽然不能肯定《招魂》是宋玉的作品，但他仍然认为此文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其实早在鲁迅之前的明代，焦竑就认为：“《九辩》非宋玉作，并无哀师之言”(《文选旁证》卷二十八引)，后来的梁启超也跟焦竑的观点一样：认为《招魂》是屈原的作品，而非宋玉。虽然这种否定声音很多，但陆、冯还是认定《招魂》就是宋玉的作品，并且将此评价为宋玉的上乘之作：“《招魂》是一首描写的诗，与《离骚》、《九辩》之抒情不同。就我们看来，宋玉是一位长于描写的诗人。他在《九辩》里描写秋景的几处，都是绝无仅有的作品。《招魂》中的描写，无论是写景、写人、写事，没有一样不是淋漓尽致，栩栩如生。”

上一页1234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