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副产品》 郑也夫 著 中信出版社 2015年12月版

　　显而易见，文字是文明最重要的“产品”之一。探究文字的起源，亦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文明的起源。文字起源，学界大致有定论，在细节上则尚存争议。例如文字的定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晚于他两百多年的杨雄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更晚一些的许慎给出的定义是“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亚氏之定义，依据其古希腊文字而来，但他的母语属于借源文字，用在自源文字的汉字身上并不准确，甚至离题万里。由于西方文化后来居上，影响了中国学界，例如1988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周有光编撰的文字定义即接受了亚氏的观点。

　　文字起源，无论是一源说，还是多源说，都承认世界四大初期文字系统。按时间先后排列分别是：古埃及圣刻，苏美尔楔形文字，殷商甲骨文和中美洲文字。而在前三种系统产生之前，都有大量陶符(刻画在陶器上的图案和符号，苏美尔地区表现为“泥筹” )出现。这种陶符是否就是文字的最初形态，中外众学者争论不休。由于远古历史的极度残缺与出土文物之量少的原因，学者们不得不从甲骨文反推前者。

　　郑也夫研读大量甲骨文学术著作后说，“占卜过后，要煞有介事地记下一些符号。那些符号当时只不过是服务于占卜的，但最后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变成了文字。可以说，文字产生于一种无用之学……文字出台时用处狭窄，后来才光大。”由此他得出结论：“人类的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副产品造成的。”当然，郑也夫不会单纯依靠考察文字就贸然得出这个颇有些惊世骇俗的结论的。在《文明是副产品》一书中，他详细研究了外婚制、农业、文字、造纸术、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的起源和发明，从这些足以代表文明的事物上，分别论证其观点。

　　笔者不太赞同郑也夫关于文字起源是副产品的观点。因为在原始崇拜时代，巫以及占卜，不仅是实用的，并且是必不可缺的。现代学术都承认，彼时部落首领、君王出征大战或遇到其他大事，不事先进行占卜是不可想象的。但纵观人类文明史，很多影响历史进程之事物的诞生倒可以说是无意中发明的，是其他事物的副产品。与其粗暴地认为“人类文明是副产品”，不如委婉地说，人类重大文明常常产生于主观目的之外。

　　进化论曾让人们一度乐观地认为已经找到了世间万物的前进方向(甚至运用到历史学和社会学上)。随着生物学与基因研究的深入，进化论仍有大段的未知空白。包括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在内的几乎所有人文学科，论缘起，恐怕谁也不能绕过文明如何诞生的提问。

　　如果我们承认，萨林斯所谓的石器时代的“糊口经济”(即渔猎采集生活方式，长期处于半饥半饱状态)，不能代表人类脱离动物界，那么在农业诞生初期，从事种植甚至比前者的代价更大，收获更小，缘何农业替代了前者而成为人类发展的关键？

　　郑也夫设置了两个概念。“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的大脑进化出一个司职意识与逻辑的部分，因而有了理性的能力。这样人类就有了支配自己行为的两大系统：情感与理性。”“人类的历史，自其以文化为生存手段后便可称之为文明史，决定于人类的认知。其认知对象包括自然规律和社会制度。”他进一步阐明，“文明不是可以计划的，不是人类的目的性行为所决定的。”

　　这样的结论避开了历史决定论，同时也有它的危险性：容易掉到历史虚无主义泥淖里。郑也夫试图推翻古代文明是人类目的性的产物，以副产品之说代替对人类文明史的目的论的解释。即便在文明如此发达之今日，人类仍对诸如物种消失、环境恶化等很多问题束手无策。如果文明真的是副产品的话，我们就更应该小心我们的发明与选择，更应该善待世界，谁能预知每项发明每个决断将带来何种副产品？悬而未决的仍然是文明的未来。(老祝 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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