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柯云路的博客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在相当正式的意义上宣告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指出: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个政治报告当然是经过毛泽东本人审阅的。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作的重心也发生了重大的转移。经济上的剥削阶级已被基本消灭,私有制也基本上不存在了。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以及建设经济、发展生产力的课题被提上主要日程,这对于走向共产主义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事情开始发生变化。1956年10月23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二十万人大游行,最后造成了纳吉上台、苏联出兵等一系列政治变动。这一政治变动又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次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共高潮。“匈牙利事件”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都是有触动的。

  毛泽东正是在这个时期不无清醒地着重思考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问题。他在1957年2月的全国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演讲。这个演讲当时成为一个颇获热烈反响的政治文本。

  那时的毛泽东显得从容、镇静和有条不紊。他充分估计到了“匈牙利事件”的严重性质,同时更充分估计到了中国共产党与匈牙利共产党相比之下更大的优越处。无论从哪方面讲,中国共产党都处在远比匈牙利共产党更有力的地位上:历史的原因,现实的原因,幅员的广阔,政治、军事的强大,“一化三改”的伟大胜利,毛泽东个人的威望。这一切都使毛泽东自信而从容地走出顺理成章的新步骤。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后来由《人民日报》于同年5月1日公开发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便正式开始了。

柯云路:谁是毛泽东眼中最危险的敌人

  毛泽东以极为自觉的意识发动的这次整风运动,既体现了他对“匈牙利事件”教训的汲取,也体现了他“天下在握”的自信,还体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完成之后,他所领导的这架巨大的政治机器寻找新的运动与进取的必然趋势。一个政治力量只有在政治行动中,才能表现和保持自己的生命力。

  然而,“整风运动”随后的发展和变化却出乎毛泽东的预料。

  他在1957年5月15日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已表明共产党正面对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意料之外的情况。那些主要来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评与抨击,似乎已经开始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特别是在新闻界、文艺界、科技界、教育界、工商界和某些民主党派中,这种情况甚为严重。

  然而,全局在胸的毛泽东显然看透了这里悬殊的力量对比。在“敌寡我众”的优势下,他不仅没有显出任何慌急,而且有意放慢反击的步伐。因为他看到了这里潜伏的一篇好文章。看到了这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之后,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声有色地做一下的题目。

  把潜在的反对派诱发出来,这不仅能够“引蛇出洞”从而消灭毒蛇,而且让毒草生长出来。在与毒草斗争的过程中,震慑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在消除隐患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全国的领导权。这在毛泽东眼里无疑是一件好事情。因此,他从容地做出部署,给了右派分子们一个“大鸣大放”、充分表演的时间,而又不失时机地组织了反击。

  他在1957年6月8日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做了分外妥当的安排。这是一个“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的斗争部署。这是一个发动全党全民对右派分子群起而攻之的斗争部署。

  正是在这一指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

柯云路:谁是毛泽东眼中最危险的敌人

  同年7月1日,毛泽东还专门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表明反右斗争将更大规模地展开。

  反右斗争并不很吃力地取得了胜利。作为这个政治斗争的结果,是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政治纲领有了新的变化,这是与“八大”政治报告中的纲领有明显差异的变化。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做出了结论性论述:“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他认为反右派斗争“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里提出的是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大不同的结论。这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之后,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阶级斗争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性结论。

  随后,在1957年9月——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更为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段论述更加经典地道出了新的阶级斗争纲领。相对于“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既顺理成章(因为有了“匈牙利事件”和反右斗争)又显得突兀的结论(因为与“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完全不同)。

  毛泽东对此做了极为明确的解释。他说:“八大”文件中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是因为当时资产阶级敲锣打鼓,服服帖帖,问题没有充分暴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富裕中农的思想问题,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问题,以及上层建筑中的问题,当时都看得很不清楚。经过这次大鸣大放,资产阶级要造反,问题就看清了。因此应该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这样,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经过“整风运动”,反右斗争,一个新的政治纲领诞生了。

(责编:李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