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传玺，学者，著有《寂寞书边》等。

　　胡适

　　在现代文化圈，胡适为什么人缘那么好，有人甚至以“我的朋友胡适之”自豪。除了学问、人品之外，胡适对需要帮助的人，不论有没有向他求助，只要他知道了，能帮则会尽量施以援手。作为一个只靠教授工资生活的人，这点很难得。

　　顾颉刚在1949年写的自传中，冒着一定政治风险(1949年后胡适在大陆遭受猛烈批判)，念念不忘胡适两方面对他的帮助与救助。一是胡适对他治学方法的指路作用，“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于胡先生，而间接得之于辩证法”。一是胡适对他经济上的救助。“我在北大毕业后回校工作，是胡适之先生的主意，他因助教薪水开头只有50元，知道我有一妻二女，这点钱不够用，拿他私人的钱每月借给我30元。”试想，如果没有胡适的帮助，顾先生留不成北大，而没有胡适的“方法”指引，他开展古史研究，即使最后成功了，恐怕也将走很多弯路，进行更多无效的摸索。

　　1916年，林语堂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从圣约翰大学毕业，被推荐到清华学堂担任英文教员。根据清华当时规定，在校任教三年可以由校方资助留美。1919年，林语堂顺利获得了这一机会。当时学生留美，由“庚款”每月给予津贴80元。但是，作为教员的林语堂只获得每月40元的津贴，而他竟然要把即将新婚的夫人廖翠凤一同带去。这样两人每月仅剩20元。那时一块银元略高于一块美元，廖翠凤有1000块银元陪嫁，林语堂心想加上这笔钱应该差不多了。消息传到胡适那儿，他才从美国回来两年，对美国的生活水平了如指掌，80元每月勉强对付，如果再出点什么事，那就艰难了。他非常欣赏林语堂的才华，这会儿正帮北大搜罗人才，于是心生一计，立即以北大的名义告诉林语堂，愿每月再资助40美元，只是有个条件，毕业回来后来北大任教。应该说这每月40美元对林语堂留学生活起了很大作用。林语堂也应诺，回来后加入北大。可他很快走到了胡适等人的对立面，成了“语丝”社的中坚，经历了“厦大”一系列风波后，才又走入胡适派文人的圈子。胡适帮助林语堂的事，直到胡适逝世后，林语堂来胡先生墓地献花道出此事，才为世人所知。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去伦敦治疗眼疾。由于国内手术失败时间太久，一切都已经固化，两次手术仍以失败告终。休息一段时间后，陈寅恪带着无尽的失望途经美国回国。胡适此时正在收拾行装准备回国执掌北大，听到这一消息后，他立即致电陈寅恪，船到纽约后，不妨下船在美国小住一段时间，请哥伦比亚的眼科专家再检查一次，看有无挽救的良方。陈寅恪同意，并将诊断书寄给胡适。胡适收到后，于4月15日将诊断书送到哥伦比亚眼科研究所，请麦克尼博士会同同院专家阅读后协商诊治办法。由于是胡适所托，这些专家都很认真，可看过后，一致认为没办法补救。哈特曼将消息带回后，胡适“很觉悲哀”(胡适日记语)。陈寅恪到纽约时，胡适先把这个“恶消息”写了一信，请准备去接船的全汉昇先生带给陈寅恪。同时请人立即去银行办理了一张1000美元的汇票，请全先生带给陈寅恪。胡适想到了战时中国文人的艰难，想到了陈寅恪几次手术的巨大花费，想到了此番回国后陈寅恪双目失明可能面临的各种不便。胡适大使交卸后，一直在靠不多的积蓄、稿费以及美国一些文化机构的资助生活，1000美元对他来讲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但胡适为朋友掏了。

　　对李敖胡适也提供过帮助。1961年2月，李敖从军中退伍，回到台北，担任姚从吾先生的助理，月薪1000元台币。由于台湾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成立不久，一切还没有走上轨道，常常拖欠助理人员的工资。“我深受其害，我忍不住了，决定不使姚从吾老师为难，直接‘通天’了——我在10月6日写信给老师的老师胡适，向他抗议。”7日就收到胡适的回信，信中说：“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胡先生在信的最后还不忘细心地补注：“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李敖后来说：“我收到胡适的信和一千元后，非常高兴，也很感动”，“他对我的赏识，纯粹是基于我的治学成绩使他讶异，他有眼光看出我是最有潜力的台大学生，我很感激他对我的特别照料，这一千元的确帮了我的大忙。也许有人说风凉话，说胡适此举，意在收买人心。但是他老先生这样做，对人有益，对己无害……又何乐而不为？别的老先生，高高在上，会这样帮助一个年轻人么？一比之下，就知道胡适的高人一等了”。

　　袁瓞1949年流落台北，为生活所迫，卖烧饼为生。可他空余时间，仍然喜欢读书，并常常与人讨论英美的政治制度。为了弄清英美政制，1959年的一天，他贸然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向大学者胡适请教。胡适不仅回信，而且之后两人竟成了忘年交。一天，袁瓞又来胡适家，闲谈中袁瓞告诉胡适，鼻孔里长了一颗小瘤，恐怕是鼻癌。胡适马上对他说：“我听说台大医院新到了一批钴六十，作放射用，可治癌症。你去确诊，去治疗，一切费用都由我承担。”还没等袁瓞再说什么，胡适就拿起笔给台大医院院长高天成写了一封信，然后交给袁瓞。胡适在信中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袁瓞含泪拿着胡适的信，前去台大医院做细致的检查。有幸的是，这只是一场虚惊，他患的并非癌症！如果说胡适帮助李敖，有着对李敖的治学能力赏识的话，袁瓞那时可真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草根”。

　　胡适还帮助过很多人。比如后来留在大陆的罗尔纲、吴晗和周汝昌等，有的是在经济上生活上，更多的是在知识上学问上，甚至做人上。曾和胡适在驻美大使期间共事四年的傅安明先生后来回忆：“有一天晚上，胡先生在使馆宴客，客散后，他叫我到书房去，交了几封私函给我，托我次日到银行替他买几张英镑的汇票分别附在这几封信内，然后用挂号信寄到英国伦敦去。原来他在伦敦的几个门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失业断粮，他寄去小款，或为他们在英生活费，或为来美路费。并叮嘱我：‘此事不可对人言。’他说：‘中国读书人最重气节，不愿受人馈赠。故我每次寄款总说暂借，以免伤到他们的自尊心。’听说胡夫人常说：‘适之帮助穷书生，他开起支票来活像一个百万富翁，待我，他就好像一个穷措大。’”“这类汇款，每月他都会托我去办一两次。有些学人后来经美回国，来见胡先生，对他的‘甘霖’接济，真是感激涕零”，“胡先生对生平助人之事，是终身不提一字的”。傅先生说胡适此时这些钱基本上是出去演讲所得。胡适担任大使不久首发心脏病，治疗费用还靠借贷，如果联想此，胡适的这般行为就更是令人景仰。为此傅先生评论道：“我亲眼看到他关怀每一个与他接近的人，不分长幼，不分尊卑，不分男女，不分国籍，都受到他同等的尊重。人有一长，他赞不绝口，人有过失，他温语婉劝，从不说一句刻薄话，也从不在脸上表露出丝毫不悦之色”，胡适先生是一位真正以平等待人的长者，把民主观念与日常生活打成一片的贤者！

　　胡适逝世后，清点他的余款竟然只有153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