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与命运》　　　[苏] 瓦·格罗斯曼　　严永兴、郑海凌　　 中信出版社

　　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集中营中，最最荒谬的秩序安排是，在将关押者送入毒气室处决的路上，安排交响乐队伴奏。一首首传世名曲奏起，敲响的却是无辜者的安魂曲。犹太人、欧洲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平民、苏军俘虏，在音乐的陪伴下，失声痛哭。扑面而来的是战争制造出的持续烟雾，沉浸心扉的是集中营带来的饥渴和恐惧，在缅怀着已逝的生命和对生存的无限眷恋中，走向死亡。

　　一家人，可能是分批进入毒气室的，也有人被安排在更后的处置序列中，最终等来了解救。我们如何体会那种松开亲人的手，看着对方默然无言地走向死亡的撕裂感？这种时候，人们或许有自己生命被暂时保住的庆幸，也或许因此生出一丝重返自由的希望。

　　毒气室运转之后，被杀死的人们填入焚化炉。而生者该怎样看待炉内投射出的火光？焚烧着的物件之中，就有自己曾经亲吻过的人，朝夕相处的人，愿意把生的机会和等待重返自由的机会留给自己的人，哦，不，生者的生存机会也是微乎其微的。集中营所要扼杀的自由及生命太多太多，以至于集中营不得不定期清理它的“库存”，才能完成它的使命，要在这其中寻觅生计，可谓渺茫。

　　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1961年完成惊世之作《生存与命运》(严永兴、郑海凌译，中信出版集团)，旋即被查抄。他本人1964年郁郁而终，《生存与命运》一直要等到1980年代才在欧美世界和苏联本国出版。这是一本探讨战争恐怖状态下，人性、生命、自由、尊严与爱的杰出作品，以鸿篇巨制的体量将二战期间史诗级的战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从战场一线到纳粹集中营、再到苏联劳改营与秘密监狱、莫斯科与苏联后方的多处场景，一一呈现给世人，书写了不同身份的人们被卷入大潮，被迫放弃行动和思想的自由，尊严和生命也无法获得保障的蝼蚁化存在。

　　纳粹德国意欲在短时间内击溃苏联的抵抗意志。这不仅是因为苏联是其一统欧洲大陆的最后的障碍，而且苏联也有着强烈的对外扩张冲动，是纳粹德国效法的对象，战争动员方式、社会控制模式和领袖忠诚要求都如出一辙。两者之间较为明显的差异在于，苏联通过集体农庄模式实现了沙皇俄国未能达成的工业化转型，支撑长期作战的能力较强，而纳粹德国则靠攫取犹太人的财富和生命。

　　《生存与命运》创作完成后，苏联上层已经完成了对斯大林模式浅尝辄止的清算，社会控制有所松动，但这部作品提出的反思或者说深刻反省要求，是当时的苏联所无法接受的，因为那意味着彻底检讨苏联的种族(民族)政策、工业化路线、社会控制模式。瓦西里·格罗斯曼同时对纳粹德国和苏联剥夺人民自由提出了控诉，揭露出两者完全一致的本质。

　　小说刻画了多个苏联的科学家、中上层将帅、基层军官和士兵、学生、家庭妇女等角色。他们是历史教科书中坚决反击纳粹入侵，誓死捍卫苏联和斯大林的“苏联人民”的组成部分。但在小说中，读者可以看到这些不同角色的惶恐、疑惑、恐惧和愤怒所在，他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都有着对于尊严、生命、自由的渴求。尽管因1937年的肃反恐怖而惊惧，秘密监狱与劳改营的存在也让人们大多数时候噤若寒蝉，但对于纳粹德国入侵后的接连失利，以至于战局困顿，对于严苛且显露出荒诞无稽一面的社会控制模式，对于告密盛行的社会习气，对于外行粗暴对待内行的现状，对于物资匮乏、配给低效的后勤系统，更对于因向往自由而蒙受冤屈，等等，有着发自内心的反感。纳粹德国试图通过入侵苏联来奴役苏联人民，为其所谓的高贵民族开辟发展空间，用集中营来掠夺关押者的劳动成果，并粗暴践踏关押者的自由和尊严，但在苏联国内，也有着同样的掠夺和粗暴啊……

　　斯大林格林保卫战转入反攻，直至获得胜利，彻底改观了苏德战场、二战东线战场的战局，推动了英美真心实意开辟第二战场，加速了纳粹法西斯走向灭亡的步伐。但格罗斯曼也尖锐地指出，这场胜利实际上也赋予了斯大林模式的合法性，胜利者不受审判，更不需要主动进行反省检讨。从集体农庄，到秘密监狱和劳改营，那些曾经出现在欧美媒体上用来斥责苏联的依据，在这场战争之后的多年内都不再被浓墨重彩的描绘。

　　《生存与命运》小说中也有许多情节让人感动。在步入毒气室时，一个独身女子安抚感到恐惧的孩子，相互拥抱着接受了喧嚣而又荒凉的命运，前者临终前在哀伤和惋惜中感念，自己也算是当上了母亲。这对母子获得了永恒的自由，再也没有人能够剥夺他们的尊严，也再也不会有暴力机器和顺从、乖戾的群氓将他们置于险境、绝境。(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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