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学者、《想象的共同体》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于日前去世，这位出生于中国昆明、享誉世界的民族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他的著作对整个世界影响深远，为现代社会的构建提供了诸多补充和反思。

　　许多时候，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和他的《想象的共同体》，被看做是民族学、政治学的著作，而忽略了社会学的部分，他的研究融会“比较史、历史社会学、文本分析与人类学”，而他的研究方法也更多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式的田野调查，而非在书斋里做学问。

　　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经波折，甚至长期中断。到如今，尽管许多大学都已经有了社会学系，或者开设社会学公共课，但社会学对于年轻人来说，依旧是一个陌生的学科。以至于不少社会学家在讲座时，首先要解释社会学是什么。

　　断裂的社会学

　　相较于大多数学科，社会学无疑还很年轻，这个诞生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学科，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举足轻重的学科。

　　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说：“社会学诞生的时间很短，从奥古斯特·孔德提出实证主义，才开始有了社会学，但是这个新生的学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变迁。”

　　细数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学著作，就会发现，其实许多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都在其中，比如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约翰·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等等《论法的精神》、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埃米尔·杜尔凯姆的《自杀论》等等。

　　社会学之所以在中国声名不显，李银河认为，和数十年的学科断裂有关，她说：“社会学在中国经历很曲折，1953年院系调整时，社会学被整个取消，原因是当时的人们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学问，一直到1979年才恢复。断裂之后，大多数社会学的老师都只能转做他业。比如有一次，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克的女儿来华，帕克和费孝通关系很好，而我当时正在做费孝通的博士后，所以费孝通让我接待一下她，并且把一位博士的论文翻译给她听。当时她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中国的社会学一把手在民族学中？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的社会学长时间被取消，整个学科消失不见。”

　　将近三十年的断裂，带来结果不仅是人们对社会学的忽视，也使得社会学本身的传承消失，李银河说：“在之前中国的社会学还是有很好的成绩的，比如费孝通，还有他同时代的吴文藻，他们这些老一代社会学家，调查中国社会、调查乡村，做得很好，但却被中断了。更有意思的是，我在美国留学时，美国人对社会学也有误解，他们把它当做社会主义左派的学问。所以说，社会学本身受到的误解还是非常多的。”

　　最贴近社会的学科

　　中国人说经世致用，其实社会学正是最经世致用的学科，因为他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本身，是社会现象本身。

　　但社会学在中国的影响力，显然远远达不到应有的程度，“社会学是做什么的？”这可能是许多从事社会学的学者们经常遇到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则是，“学社会学以后可以做什么？”

　　李银河说：“社会学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其实在今天，学科本身已经分得很细了，比如说有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家庭社会学，还有理论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甚至还有专门研究方法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等等。社会学关注社会的方方面面，研究现象、解释根由、找出规律，但不做判断。比如说婚姻问题，现在北欧有一般人不会走进婚姻，在日本则达到40%。社会学会研究为什么这样，但是一般不做价值判断，比如同性恋问题，社会学会研究这种现象，进行调查和描述，而不做道德判断。”

　　社会学家们致力于描绘出一个真实的社会，并且找到种种现象的来龙去脉，李银河说：“社会学一般做两件事，第一，是什么？第二，为什么？”

　　但这并不容易，李银河说：“比如说是什么？首先要有大量的调查，社会学研究方法中有很多调查方法，比如定量调查、定性调查等等，非常辛苦，大量的时间要用来做调查，有一些调查还需要深入访谈。比如说我们曾做过几次大的关于单身人群的调查，基本上隔十年一次，我们就发现，上世纪八十年代，单身人群只有1%至2%，到了2007年、2008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就升到12%。所以说社会的研究和大多数学科不同，它是需要大量的调查工作，到底是2%还是20%，这是要实实在在的数字说话，而要获得这个数字，绝不是坐在家里就能成的。”

　　社会学改变社会

　　社会学只做“是什么”和“为什么”，但最终必然会指向怎么做的问题，社会学发现社会，寻找规律，最终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变迁和发展。

　　李银河说：“社会学研究者不做判断，但社会学研究的结果往往影响着社会的变迁。比如费孝通复出之后，研究小城镇，和当今中国城市化的变迁息息相关。再如户籍制度，它的变化影响着所有人的利益，那么它究竟是怎样建立的，现在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缺陷是什么，这都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再如，社会学中有一批学者是专门研究福利制度的，他们会跑到农村，去研究农村医疗状况。”

　　毫无疑问，社会学给社会事务的决策，提供着最真实也最重要的依据，李银河说：“过去领导拍脑袋决定，改到有根有据地决策，这是社会学带来的改变。”

　　事实上，这样的变化一直都在发生，李银河说：“在改革之初，政府邀请一批社会学家去珠海，请学者们提供规划思路。这本身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因此也有许多非常具体东西，从整个城市的定位，到一条街道的规划，都是如此。我上学时，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位在美国呆过很长时间的社会学家，他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个研究，认为美国私人轿车拥有量会翻倍，很多人夫妻在两地上班，就需要两辆汽车。后来有个地方修建隧道，他就提了一个建议，隧道要建多宽。但是决策者没听，后来隧道堵得厉害。”

　　社会学的领域涵盖整个社会，它的影响，也不仅仅是宏观的社会发展，也包括每一条街道、每一个人。李银河说：“如果有更多人投入精力进行社会学研究，如果决策者更看重社会学数据，我想帮助是很大的。比如说怎么样缓解社会矛盾，怎么样应对贫富差距等等，贫富差距研究中，基尼系数达到0.4就可能爆发冲突，这本身也是社会学家总结研究各种经验而得到的结论。这是比较宏观的，微观上，比如研究一个街角社会，社会学经典著作中就有研究街头团伙的，类似这种比比皆是。”

　　让更多人了解社会学

　　很显然，社会学的意义和作用，在很长的时间中，都被严重地低估了。更多人不了解社会学，更不了解社会学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变化。

　　这或许是历史的缘故，而历史本身，也是社会，也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李银河说：“年轻人对社会学不了解，一方面是过去长时间断裂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我们社会学本身的积累还很少。比如说同性恋，在国外的大学图书馆里，相关的书籍一排一排的，但是我们的很多大学图书馆，在我研究之前，常常是一本也没有。那时候，只有潘光旦翻译霭理士的《性心理学》，对中国古代典籍中涉及同性恋的文字做了一个摘录，这大概就是我们进行研究之前所有的工作了。”

　　当然，到今天，社会学恢复三十多年，中国的社会学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李银河说：“刚刚恢复社会学时，包括中国社科院在内只有四家机构有社会学。现在基本上好一点的综合性大学，都有了社会学专业，即便没有的，也会开社会学公开课。在很多领域，我们的研究也有非常多的成果。只是它的影响力还不足够，年轻人投入到这个领域的还少。”

　　如何让年轻人了解社会学，并且愿意投入到社会学中？李银河说:“这恐怕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比如说就业问题，很多人会问，学了社会学以后能干什么？其实这也是对社会学不了解所致。比如以最直观的方法看，社会学中本身就有社会工作专业，包括突发事件中的心理咨询、照顾老年人等等，我毕业以后到社区工作，是很容易的，就业前景很好。事实上，在国外，许多政要都是学社会学出身的，这本身会激励有志于从政的年轻人进入到社会学领域中。这是一个例子，还有很多的激励、宣传的机制，其实都是告诉年轻人，社会学究竟是怎样的。我想，只要更多了解，也自然会有更多人投身于社会学中。”

　　北京晨报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