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应许之地》　　　　[以色列]阿里·沙维特　　 简扬　　　 中信出版社

　　“我是谁”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对于犹太人来说从来就不简单。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巴以冲突在可预见的未来并不能止息，以色列面临着重大隐忧，而该国作家阿里·沙维特撰写的《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一书，不仅试图对以色列的大历史进行追问，更在书中努力展示当代以色列人的生存现状，他想用这本书见证这个独特国家的诞生、崛起与反思，呈现犹太民族的百年荣耀与悲情。

　　无论从事以色列历史、社会、文化、文学、科学研究的学者，还是对以色列感兴趣的读者，大多对以色列《国土报》首席专栏作者阿里·沙维特撰写的《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中所写的内容多少感到似曾相识，但应该承认，沙维特以新闻记者敏锐的眼光，站在一个独特的意识形态的制高点，采取与众不同的叙事方式将人们平时所关注、思考与讨论的问题呈现出来。

　　洞见 为何前往耶路撒冷？

　　《我的应许之地》虽有“史诗”之称，但它书写的不是以色列国家创建的历史，而是通过把同以色列建国相关的一些历史事件和个人故事缀合起来，通过叙述家族史、个人史、深度访谈与个人亲历，试图烘托以色列的大历史。

　　从文本上看，这个大历史始于作者的曾祖父——赫伯特·本特维奇，一位家境殷实的英国绅士与另外二十名犹太复国主义朝圣者，在1897年乘船来到地中海之滨的雅法古城，继之又游历了耶路撒冷和当时的巴勒斯坦。在作家曾祖父的脑海里，巴勒斯坦是一片广袤的土地，但他忽略了正居住在那里的另一个民族，忽略了居住在那里的阿拉伯人、贝都因人和德鲁兹人，认定“巴勒斯坦从来没有被其他民族纳入版图”。

　　到了20世纪初期，本特维奇家族的所有人均被巴勒斯坦的魅力所征服。本特维奇的女儿女婿在风景如画的雅科夫修建了一座豪宅；儿子则出任英辖巴勒斯坦的第一位检察总长；本特维奇本人则在一个巴勒斯坦村庄建立了一个盎格鲁-犹太人殖民地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本特维奇家族的后人，即本书的作者阿里·沙维特以不同于犹太复国主义祖辈的犀利洞见，也以不同于以伊兰·佩帕和本尼·莫里斯为代表的质疑以色列国家合法性的后犹太复国主义批评家们的复杂心态，来剖析祖辈朝圣并定居巴勒斯坦的起因。在他看来，祖辈前往耶路撒冷的缘由有三：一是犹太人在欧洲的生存处境艰难，巴勒斯坦将是其唯一的救赎之地；二是犹太世界的现代化与世俗化对维系民族信仰与民族凝聚力形成了挑战；三是需要把大流散的民族迁徙状态转变为主权国家状态。

　　追问 犹太复国主义的“黑匣子”是什么？

　　在此基础上，他开始追问祖辈为什么会出现“视觉盲区”，没有意识到“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科学与技术将彻底改变(巴勒斯坦)这片土地。这些强大的力量将夷平山岭、掩埋村庄、将一个民族替换成另一个民族。”

　　这种带有道义反省色彩的辩证思考与论辩构成了该书叙写大历史过程中的诸多亮点。在考察以色列建国这一历史进程时，任何人都无法回避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村庄遭毁弃、巴勒斯坦难民遭驱逐这一客观事实。书中的吕大小城则是诸多巴勒斯坦村庄的缩影。吕大，曾经遍布着老式石屋、橄榄油榨油作坊、古老的胡同小巷，林立的清真寺和基督教堂。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在20世纪初期购买下其周边的土地，在那里建立工厂和青年村，种植橄榄园，与阿拉伯人一度相处和睦。古老的吕大边缘建起了现代街区和交通干线，俨然历经了一场工业革命。然而，1947年联合国通过了允许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的181号决议，尤其是1948年5月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愈演愈烈，报复性的仇杀接连不断。

　　在沙维特看来，吕大就是以色列人的“黑匣子”，里面盛放着犹太复国主义的黑暗隐私。其真相便是犹太复国主义不能容忍吕大的存在。沙维特在讲述大历史时，曾对亲历历史情境的某些关键性人物，抑或普通人进行深度访谈，进而增强了叙述本身的真实感与生动性。他笔下的人物有大屠杀幸存者作家阿哈龙·阿佩菲尔德、力主和平进程、最富有影响力的作家阿摩司·奥兹、把马萨达铸造成民族神话的什玛亚胡·古特曼、曾任以色列首席大法官的阿哈龙·巴拉克，以及参与核武器研制的负责人、东方犹太人的代表人物等等。

　　探寻 核基地，祝福或诅咒？

　　在大家的印象中，以色列是一个科技强国，也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在核工程问题上以色列官方多年讳莫如深。以色列的国家政策不允许国人公开讨论坐落在以色列南部沙漠地区的迪莫纳核反应堆。作为以色列人，沙维特尊重并遵守以色列的国策，但在国家有关部门审查的允许范围内，揭开了迪莫纳的神秘面纱，因为它“明显是以色列故事的中心”。

　　以色列政府做出建立迪莫纳核反应堆的决定，应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力主“以一把新的保护伞代替西方殖民主义的旧保护伞，”明确指出以色列必须拥有核选择。尽管遭到梅厄夫人和其他同僚的反对，但本－古里安的强权最终占据上风。自1956年开始，以色列的科学家在迪莫纳励精图治，并与法国等相应机构合作，终于在1967年有能力制造其第一枚核装置。沙维特不仅通过对参加迪莫纳核工程创建的资深工程师加总监的采访，披露出核研制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人与事。同时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即从国家利益角度看，迪莫纳给以色列带来了半个世纪的相对安全，也给中东地区带来了相对稳定，但迪莫纳之举是否正确？工程师和他的同事是不是打开了通向地狱的未来之门？更何况，人类历史步入了21世纪，迪莫纳为以色列带来的历史喘息已经接近尾声，以色列在中东的核霸权地位也可能接近了尾声，对于后人而言，迪莫纳之举是祝福还是诅咒，仍是未知数。

　　思考 占领与威胁是否对立？

　　作为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出生的本土以色列人，沙维特与许多同代以色列知识分子一样，从激进的国家主义者成长为反战运动的一员。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本土以色列人，他既不能否认以色列国家对巴勒斯坦的军事占领，甚至说侵略；也无法回避以色列仍然面临的生存威胁。占领与威胁，构成以色列国家的两大支柱。而许多评论家和观察员却否认这种二元性，左翼人士关注占领而忽视威胁，右翼人士则截然相反，关注威胁而忽视占领。这一切，势必导致解析中东问题时的盲点。

　　把占领与威胁的问题延伸开去，便透视出当今以色列人对国家未来的深深忧惧。就像作者在引言中所示，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来临之际，以色列面临着重大隐忧：巴以冲突在可预见的未来并不能止息；以色列的区域霸权正在经受挑战；犹太国家的合法性遭到削弱；深刻变革的以色列社会发生两极分化，自由民族的根基摇摇欲坠；调控不利的以色列政府不足以妥善应对诸如军事占领、社会分化之类的严峻挑战。任何一个隐忧，都足以给以色列的生存带来威胁。

　　沙维特在对以色列的大历史进行鞭辟入里的叙述、分析、论辩与追问之时，还从对性、毒品、同性恋、歌舞者的描写入手，展示当代以色列人的生存现状，将以色列人所面临的威胁继续放大，延伸至精神威胁、道德威胁与身份威胁等多个层面。若想了解以色列的过去、现状与未来，《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堪称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钟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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