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星辰》　　　[智利] 罗贝托·波拉尼奥 　 张慧玲　　 上海人民出版社

　　波拉尼奥所著《美洲纳粹文学》最后一篇里的无耻之徒，卡洛斯·拉米雷斯·霍夫曼，成为《遥远的星辰》的主人公，不过这次，他化身为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和卡洛斯·维德尔两个名字，在乱世的翻腾之浪里忽隐忽现，他谨慎而狡猾，谋杀双胞胎姐妹，在天空里写诗，举办被害者影展，将现实变成一场场噩梦。如果说《美洲纳粹文学》是波拉尼奥对博尔赫斯的一次提纲挈领般的戏仿，那么这部《遥远的星辰》则完全摆脱掉这种束缚，独立于故事梗概而存在，它并不是一次无能乏味的扩写，而是对时代景观的一次迂回折射。

　　《遥远的星辰》里没有人物生平的年表或者素描，它更像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文学实验，既是轻盈的，却也十分沉重：轻盈之处在于，文本枝蔓旁逸斜出，以主人公为核心轴，辐射四方，包括消失的同辈、妄言的狱友与被流放的师长，试图描绘出错乱时代文学青年的命运群像；沉重之处在于，波拉尼奥的这些建构，皆在政治与死亡的阴影下缓缓进行，始终危机重重，即便是在最浪漫的时刻，也隐隐流露出不详。诸如卡洛斯·维德尔驾驶喷气机在天空中写的诗句：“死亡是友谊/死亡是智利/死亡是爱情/死亡是成长/死亡是洁净/死亡是我心/拿走我的心吧。”

　　文学，或者诗歌，作为全书的显著线索存在，它仍是“一种隐秘的暴力”，无法被消解，难以抵挡，叙述者通过耳闻目睹、远方友人的来信、文学杂志里的篇章来接近匿于暗处的危险分子；而书中的另一条隐形线索，则是政治。开篇的第一句“我初次见到卡洛斯·维德尔是在1971年，抑或是1972年，当时萨尔瓦多·阿连德还是智利总统”，此处埋下伏笔，文本里虽未提及，但在之后的1973年，皮诺切特发动政变，人民团结政府垮台，集权统治时期由此开始，死亡取代足球比赛成为公众表演，尸体遍布街道与河床，这时的智利人，以书中的话说，“面对着一片只会给他们带来大雨而非诗歌的天空”。

　　而主人公卡洛斯·维德尔，显然隶属于皮诺切特政权体系的，他埋伏在异党之中，具备秘密执法者的全部特质，凶狠、冷漠、阴险、精明，在风暴来临之夜，他以利刃屠戮同辈，流亡整个文学界，没有任何慈悲之愿，他的残暴轻松像一场玩笑。最终，他的诗歌被新的政治加冕，飘扬于南极与智利的天空之上，“维德尔画了一颗星，我们国旗上的那颗星，孤独地在逐渐逼近的地平线上熠熠发光”。

　　叙述者与卡洛斯·维德尔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直至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后皮诺切特时代来临，所有人都被流放得太久，以至于认不出故土的模样，但仇恨却从未缺席，清算终究来临。波拉尼奥将这部分写成侦探小说，卡洛斯·维德尔成为追击者的目标，叙述者与行刑人共同寻找并指认已经逃到欧洲的维德尔，昔日激进而冷酷的罪人已经沦为政治的牺牲品，一颗沧桑的、孤独的、处于乌云内部的暗淡之星，但暴行仍无法被人遗忘，卑微的怜悯无济于事，叙述者在最后说，“我点了根烟，开始想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比如时间，地球变暖，越来越遥远的星辰。”天河空旷，群星悄然陨落，地上一片苍茫，人们甚至来不及为之发出一声哀婉的叹息。

　　《遥远的星辰》一书在波拉尼奥的生涯里，地位甚为重要，不仅联通《美洲纳粹文学》与《荒野侦探》两部作品，也为他自己找到了生命最后的伴侣。事实上，它所讲述的，是一则关于“世界的起源、意志、光和暗”的寓言，这则寓言发生在智利，传说中的天涯之国，它如一道被割裂的伤口，溢出黑血、诗歌、魔术与种子，恐怖的历史盘踞其中，未来影影绰绰，但值得骄傲的是，在那里，至少还有出现过一代真正的勇士，像波拉尼奥一样的勇士。(书评人 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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