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辞书——《辞源》，经过八年修订，在出版百年之际，推出了第三版，在全球同步首发。2015年12月24日，《辞源》出版百年暨《辞源》第三版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隽琪出席并讲话，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吴尚之、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郭义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谭跃等出席座谈会，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王涛主持会议，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介绍了《辞源》第三版的相关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哲学部主任江蓝生、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以及《辞源》第三版主编何九盈、王宁、董琨和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专家学者参会。

　　《辞源》作为一部兼收古汉语普通词语和百科词语的大型综合性辞书，在内容、注释、体例、编排、检索等方面为中国现代辞书的编纂开创了科学范式，是20世纪初社会文化思潮发展的产物，是中国文化转型期的一项标志性成果。

　　与会专家认为，汉字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是民族的基因。《辞源》第三版吸收了语言学、文献学、辞书学研究的新成果，进一步提升了《辞源》这部大型辞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贮存功能。它不仅架起了通往传统文化的桥梁，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和知识库，为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进一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形成独特的话语权都具有重要意义。

　　《辞源》百年，嘉惠国民

　　《辞源》自1915年问世至今已有一百年历史，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现代阐释，乃至整个现代文化教育的发展，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清末民初，以张元济、陆尔奎为代表的商务先哲，提出“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等非常有远见的观念，1908年启动《辞源》编纂，钻研旧学、博采新知，于1915年推出《辞源》，宣告中国第一部现代辞书的诞生，为当时的文化启蒙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1931年，《辞源》续编出版。1939年，《辞源》正续编合订本出版。

　　1958年根据国家辞书出版分工，启动《辞源》修订，1964年出版《辞源》第二版第一分册(征求意见稿)。1975年，《辞源》修订工作再次列入国家辞书出版规划。中央指定广东、广西、河南、湖南四省(区)分别成立《辞源》修订机构，协助商务印书馆共同完成修订工作。1976年正式修订，吴泽炎、刘叶秋、黄秋耘任总编纂。1979年《辞源》第二版第一分册出版，1983年第四分册出版，修订工作大功告成。《辞源》成为阅读古籍的工具书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满足了时代的需要。

　　2007年，在广泛征求各界专家意见后，商务印书馆再次启动《辞源》修订。2009年，在对二版重排的基础上，推出了建国六十周年纪念版。2010年—2011年，组建了包括何九盈、王宁、董琨三位主编和22位分主编在内的127位专家团队，集合了近百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业力量，修订工作全面铺开。2010年，《辞源》修订被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并获国家出版基金支持。2015年，第三版出版。

　　可以说，《辞源》不断改革、精益求精的历程，正是中国人回归民族精神家园的历史写真。作为中国文化界的标志性品牌，百岁之龄的《辞源》曾为学界构建知识宝库，为国民提供精神营养，此次以全新的面貌问世，正顺应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展示民族文化魅力的时代大势，将帮助当下中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

　　上世纪80年代，《辞源》在香港、台湾等地印行，发行到全球各地。此次，《辞源》第三版不仅在港澳台地区，而且在美国、法国、日本、韩国、老挝等地同步上市，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为海外华人和国际友人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起到积极的作用。

　　九大修订，纸电同步

　　《辞源》第三版以语言学、文献学等学科理论为指导，借鉴了三十多年来辞书编纂的丰富经验，吸收了近现代学者关于古籍整理的优秀成果。全书分上下两册，收单字14210个、复音词92646个、插图1000余幅，共1200万字。方寸之内，信息密集，发皇故典，益人神智，博古通今，释疑解难，是学习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

　　本次修订主要包括九个方面：

　　一、整理字形。对《辞源》的字头、行文、书证的用字，分别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确定了字的主形和标准的字样，去除了冗余的异写字形，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古籍印刷通用字系统。《辞源》用字成为“古籍印刷通用字字形规范”的基础。

　　二、考订注音。采用公认的音韵系统，逐一清理了《辞源》字头的上古音、中古音、现代音的标注，使《辞源》注音基本达到音义契合，古今贯通。

　　三、增补辞目。本着避免芜杂、求准求精的原则，对字头、词语做了必要的增补。这次修订增补了1302个字头，增补了复词语8512个，其中新增百科词语6500个。

　　四、改进释义。认真考察了书证与释义的互相切合关系，进一步体现了书证对释义的加深和补足作用。对具有汉语特点的典故词，进行了典源、典义、典面的历史梳理。

　　五、优化书证。对照可靠的文献版本，复查了书证的原文和出处，纠正了书证的讹误和不确切之处，更换补充了对梳理源流有用的书证。书证和释义的改动量达40000条，改动率达40%。

　　六、沟通系统。细化了字、词、音、义、文、事互见的体例，将《辞源》中的相关条目尽量勾连，克服了辞书信息碎片化的局限，便于读者取得更为全面详尽的信息。

　　七、增补插图。补充了与文化名物词相应的插图618幅，对释义做了直观的补充。

　　八、完善体例。在原有基础上完善《辞源》编纂体例，使此次修订更加科学。

　　九、科学建档。采用现代化手段，有效地建设了第三版修订的档案，为今后的进一步修订作了必要的准备。

　　顺应时代潮流及产业发展趋势，《辞源》第三版在出版纸质版的同时还推出了网络版和优盘版，实现了纸电同步，为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读者在徜徉于《辞源》搭建的中华文化知识宝库的同时，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的双重魅力，更深切地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历久弥新。

　　传统文化的独特标志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全世界有近14亿人口以汉语为母语，联合国也将汉语列为主要工作语言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是当前文化建设最关键的问题。传统文化的传承，要有正确的历史观点和辨识能力，当务之急是培养能够把传统文化引向现代的人才，这样的人应当是既能真正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又能用自己的话语与西方对话的人，也就是在人文科学上能够正确对待继承和借鉴的人。走过百年之路的《辞源》，沟通传统与现代，连结历史与未来，在这一方面会起到巨大的作用。《辞源》在搭建通往传统文化桥梁的同时，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能够为我们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

　　《辞源》在内容上立足中国本土，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宗旨。它的“百科”概念参照了中国古代文化词语与名物词的分类，有别于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分科，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标志。例如，《尔雅》的亲、宫、器、乐、天、地等16类，《释名》的天、地、山、水、丘、道、州国、形体、姿容、长幼、亲属、言语、饮食、采帛、首饰、衣服、宫室等27类，都是《辞源》分类的重要参照。

　　虽然近现代以来，中国很多词语被用来翻译西方的概念，有些概念也被现代文化所吸收，但《辞源》保存的是我们自己古代的话语意义，并不涉及国外与现代。例如 “文化”一词，现代有几百种定义，但《辞源》的释义仅仅是“文治和教化”，书证用汉代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又用晋代束广微《补亡诗·由仪》：“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又如“经济”，现代有多种释义，《辞源》只收录了“经国济民”一个释义。可见，《辞源》的宗旨是为阅读者还原中国古代对这个词语使用的原貌，使读者不至于用外国的和现代的意义去附会古代词语，这样才能形成清晰的国际对话和古今对话。

　　《辞源》第二版主编吴泽炎曾说：“《辞源》是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与会专家认为，历时8年的《辞源》修订，是一次编审人员和上百位专家利用业余时间通力合作的攻关，是一次边修边学边研究的多学科、大规模学术活动，是一项知识界用高度历史使命感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努力拼搏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