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侘寂的魂影》,海上著,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版
托朋友们的福,海上的文字在近几年以书的形式一本接一本出版了,迄今已有七八本了吧,尽管这还只是那些笔记本中的极少的一部分(你可以想象他写了有几吨重的汉字———当我在他家翻看那些笔记本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文字的重量和体积)。尽管书———所有类型的书———在这个时代的境遇未免令人疑虑,我还是为他感到开心,像为一位朋友中年得子一样开心。
《侘寂的魂影》是一本散文集,荟集了诗人近十多年来异乡漂泊中写下的笔记,用“侘寂”这样一个我们有些陌生的词汇,权且做它们的总题。其实,照我看来,它们主要是关于南方的记忆与抒情,以及关于诗、画和汉字文化的批评。而无论是记忆影像还是批评哲思,它们都将把我们引入到城外黄昏之际的“侘寂”的森林,据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就是从那里起飞的。
南方的城,从深圳到珠海,到近几年的广州,是海上的漂泊和暂栖之地,而长沙则是他的根据地。早些年,他很确定地对我们说,“我在那边打工啊”,近两年,“打工”的修辞悄悄置换了,变成了“玩”——— 确实,这几年他的处境好了许多,又是办画展,又是为人家写字幅讲汉字,是蛮好玩的。
但《侘寂》中的南方记忆,确乎是沉甸甸的,超出我们对一个卓越的诗人的想象。尽管我们经常在饭桌上听他讲“在那边”的经历,听到的不过是一些轻松的逸闻或好玩的趣事,———他不想破坏那种轻盈快乐的气氛,或者,对于经历了早年磨难的他来说,这已经算不了什么?
但当我读到他的2000年,为了1500元的月薪而对广告公司的小老板小心恭敬,与四个年轻的打工仔打工妹合住套间,为洗一个澡要等上个把小时;读到他右踝骨折付不起医药费,忍痛让民工兄弟把骨头扳复位;读到他为了一个盒饭而感到惊喜;读到他给嫂子打电话:“喂,老婆,我先给你寄一千二好吗?”……我真的是被电了:这是那个被我们敬仰的诗人的现实吗?我这是在读“打工文学”吗?在读郑小琼们吗?
这是残酷的真实,艺术与金钱对立的真实,正如中国贫富分化的真实一样。在强大的资本逻辑面前,诗是没有公民权的儿童,诗人不是立法者,而是永远匍匐踟蹰“在法的门前”……
前不久读到柏桦忆张枣,说起这位同样从长沙出发的我的校友,特别喜欢甚至向往一个词———“盲流”。可爱的张枣,他把这个词想象成一种生存的状态,一种诗人的理想———漫无目的的漂泊在无城界无国界的土地上;他不知道或完全忽视,对于外来打工者而言,这个词会意味着什么?如果他能有幸活到今天,海上大哥会告诉他盲流的具体而实际的含义:“城市目露凶光……我总是拎着沉重的行囊……自尊越来越小,而脸皮越来越厚”;“整个冬天我蜷缩在沙发的一角,用被褥捂着,足不出户……巨大的虚空陪伴着我,如同一只搁浅在河床的小舟……”;饥饿,疲倦,失眠……“吃什么都不香,食欲逐渐消失”……
“盲流”,在少年诗人或知识分子诗人的浪漫想象中是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激情,而在海上这里首先是一种肉身的体验,这就决定了两种诗歌的底色和向度:一种是象牙塔里的词语炼金术,一种是生命耻辱的证词;一种是月光下斑驳的幻影,一种是烈日下直接的烧灼。写于此刻的诗集《人海》和《旷,草木原形》,就属于后者。
令人宽慰乃至愉悦的是,尽管记忆如此不堪,海上的叙说却浸染着一种轻盈而甜美的气息。相比早年的峻急和繁密,他的叙述和抒情都更为舒缓和简洁了。而形式的变化也意味着一种新的伦理态度的产生:柔和,通脱以及幽默。比如夫妻打电话的场景,他写得极为舒缓、细腻:
(远处传来一声炸雷,……)“老公,你没得罪天老爷吧?”老婆低语着,好像哭了。随后她说她今年做得最多的是到开福寺烧香。
我无语,只咳了一声表示我和话筒都在听。
“老公,你一定要学会接受命运,千万不要和命运抗争。你接受了,你的心就平静了……”
又比如写到头一天住进人身拥挤的三居室,为了洗澡等了个把小时,和“我”同室的年轻人安慰我说:“海哥不要急,他们夫妻在一起洗。”
阅读海上的叙事文字,你一面是体验沉重和黑暗,一面是愉快地看见,像一幅水墨画,白纸上那些墨色生发出多彩的生命亮光。
不得不说到海上的诗画评论,因为它们在本书中也占了一定的篇幅。而这些评论,在海上的生活空间和以往的作品(如《自由手稿》)里,曾有过部分的表达并引发圈内人士争论。无论是对于关心当代艺术的人士,还是他的研究者,都很有参考价值。画论我是外行,无可置喙,这里说说他的诗论。
诗论有四篇:《诗说命运真相》、《谁抓住我的出神状态》、《人生是独立的事物》和《现代汉诗的新衍生派》,大都以身说法,夹叙夹议。第一第三篇尤有针对性。《真相》说:“真正的诗来自苦难史,……诗挽留我们的灵魂居住在空虚的躯壳里,让我们有了生存的理由”,“我害怕自己的写诗技巧对我的关照,我宁可每天面对陌生而迷惑(的现实)”。这是针对语言论诗学说的,韩东、陈东东、欧阳江河等都有过此等宣言,即“诗到语言为止”,诗是词语的炼金术,词本身是物而非表达(express);诗是隐喻反讽悖论戏剧性等知识技巧(“诗首先是一种语言的手艺活”)而不是散文化的经验,这些论述从马拉美到萨特不绝如缕。而海上以其三十多年的诗写经验本能表示反对,这是一种素朴的反对,犹如穿夹袄的艾青反对穿西装的卞之琳。可惜,真理在艾青和海上一边。《独立》不仅涉及诗歌伦理学,更深层地触及诗写的本质,当它说“写诗者在没有文字的万物间发现,用最通灵的语言表达发现———开始了命名和创造的活动”。只有意志自由的诗人才能为事物命名,成为活的隐喻的创建者,成为立法者而非意识形态的阐释者。独立,包括文化政治场域的独立和文学场的独立,是开启意义的前提,是真诗的基础。(李作霖 学者,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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