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太后——大清帝国最后的光芒》，(日)加藤徹著，董顺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小时候最早知道西太后慈禧这个历史人物，是从讲述慈禧生平的“小人书”而来，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阴险、残忍，后来看到香港拍的清宫剧，慈禧是个与恭亲王有私情的，擅长宫斗的“坏女人”，在教科书和大部分关于清史的书中，她都被列为“人民的敌人”、坏人中的A级。后来我还看到一部以慈禧为题材的老电影《垂帘听政》(1983年出品，又名《火烧圆明园》)，这部电影在场景制作、服饰考证等方面，是比较严肃的，接近历史的，但对于慈禧这个历史人物则是刻画成了一个大妖婆，刘晓庆扮演的这个慈禧简直集古代“坏女人”的形象于一生，妒忌、残忍、阴险，电影结尾，慈禧痛恨的丽嫔被她斩断手足成为“活的不倒翁”，看到这一幕真是“吓死宝宝了”！但根据加藤徹先生的考证，历史上真实的丽嫔为咸丰帝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而且在后宫安静度过了余生，在五十四岁时寿终正寝。电影的编剧为了妖魔化慈禧，不惜虚构出这样一幕，应该是把历史上吕后斩断戚夫人手足做成“人彘”的故事“栽赃”到慈禧身上了。

　　慈禧妖魔化的形象应该是到了2003年播出的《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才有了改变，对慈禧恶魔式的形象开始平反，展现了一些她日常生活中喜欢戏曲、美食的普通老太太的一面。盖棺难以论定，慈禧统治四亿人口的大清帝国长达四十七年之久，她一生掌权的时期正是中国现代化艰难转型的开始阶段，她经历了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一系列动荡，慈禧主政下的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如果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西太后的统治看起来是失败的，但如果与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悲惨命运相比，慈禧太后统治下的清朝可以说是非常努力的。在那个炽热的帝国主义和世界弱肉强食的时代，印度被殖民地化，奥斯曼帝国被解体消失了，但清朝勉勉强强保住了大半的领土。事实也证明，在慈禧死后，再也没有人能撑起这个帝国的烂摊子，而民国建立以后的军阀割据状态更是让人有“一蟹不如一蟹”的感叹。

　　如何认识一个历史上真实的慈禧？加藤徹撰写的《西太后——— 大清帝国最后的光芒》一书，旨在排除之前错误的民间传说和偏见，真实地刻画出她的一生。当国人沉迷于《甄嬛传》《芈月传》这类虚构的，与其说是宫斗剧，不如说是反映了三线城市女同事之间互掐的肥皂剧，我们来读这本书了解一下真实的慈禧和真实的宫廷生活，就能起到一种“解毒”历史的作用了。

　　加藤徹在书中澄清了许多关于慈禧的不合史实的民间传说。诸如“叶赫那拉的诅咒”，被努尔哈赤灭亡的叶赫部首领临终诅咒说：“就算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消灭满清。”因而努尔哈赤规定决不选叶赫那拉的女子为后妃，根据史实，好几个清朝皇帝的嫔妃有叶赫那拉氏，这个传说恐怕是清末对慈禧反感的人捏造的谣言。民间传说还有慈禧小时候因为父亲去世，家境贫寒，慈禧靠在葬礼上担任“哭丧女”来赚钱养活母亲和妹妹，后来选入宫做宫女，靠甜美的歌声赢得咸丰帝欢心，诸如此类灰姑娘的传说都有悖史实。加藤氏考证认为：慈禧出身于满族中坚官僚家庭，慈禧后来参加的选秀女是选拔后妃和宗室的“选秀女”，不是选拔宫女的“选秀女”，她是作为咸丰帝的后妃入宫的。西太后在咸丰帝去世后，联合东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处死了肃顺为首的三个顾命大臣，我们习惯上认为，从此以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大权就落到了慈禧太后一个人的手里，但加藤氏则认为此后的东太后并非无能，在处死安德海和陵墓的建造规格上，东太后都取得了胜利，而且东太后不是被慈禧害死的，而是病死的，这一切都与《甄嬛传》之类的宫斗毫无相似之处。

　　尽管加藤氏肯定了慈禧洋务运动和晚清新政的成绩，但也没有对慈禧残忍杀害珍妃、生活奢侈浪费的事实加以讳饰。他指出慈禧的野心只是“享受最高品质的生活”，所谓权势对她来说就是在奢华的家具和日用品包围中生活，享受美食及旅行，每次生日都作为国母得到庆祝。“在还没有奥林匹克和世界博览会的时代，皇帝和皇太后的大寿是向国内外展示国力的国家级庆典。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建国四十周年、五十周年这种逢十周年纪念时就举行一次国家的祝贺活动，向国内外展示经济发展的成果。相应的，清朝庆祝的不是建国纪念日，而是国家元首的生日。”加藤氏认为，慈禧的奢侈并非她一个人的私利私欲。往坏里说，是举国的“寄生虫结构”；往好里说，是“收入再分配”。“只要不让这一利益循环停止，王朝的命脉就能保住。”奢侈拉动消费，贪污有利于经济发展云云。

　　加藤氏通过西太后身上来考察中国，眼光也非常毒辣。当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后，一年零四个月前，打扮成百姓模样逃亡的西太后，意气风发地“凯旋”，回到北京。她到底战胜了谁呢？加藤氏认为：“抱有这个疑问的，只有不了解中国政治常态的不通人情世故的外国人。她不是因为胜利了才回来的，而是因为(能够)回来，所以胜利了。”加藤氏认为，西太后的统治是现代中国的小型试验场。慈禧纵容的义和团运动表现出的大众能量此后在抗日战争和“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表现出来，红灯照中的少女战士和样板戏《红灯记》中的少女李铁梅，以及文革中的女红卫兵有相似之处。存在于洋务运动根底的中体西用精神，在现今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再次出现。中国社会的精神土壤，与清末相比并没有变化。在西太后的最后十年所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中国社会依然可以发现其影子，也足见“走出帝制”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王绍贝 自由撰稿人，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