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十月
他生在湖北长于楚地,青年时代外出打工,因生活窘迫开始文学创作。
他一直关注着那群打工者。他的根须扎在那里,他的血脉贯通那里,他与他们同呼吸,他也思索着他们未曾思索的现在和未来。他的笔下既有打工者的喜悦与温暖,更有弥漫着血泪的心酸与疼痛,而他永远追求的却是打工者内心深处的那份尊严。
他是底层人群的励志典范,凭借中篇小说摘获“鲁迅文学奖”,成为一家省级文学杂志的部门负责人。
他就是中国打工文学的扛旗人物王十月。
2015年岁末,他历经五年潜心创作的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由花城出版社出版。12月12日,长江商报记者电话采访他的时候,他正在海南参加鲁迅文学院“回炉班”的社会实践,所有的问题全部用手机回复,他说“手都戳酸了”。
手记 通过“收脚印”回到过去审视人生
王十月六岁时,贪玩被刺树挂伤,差点儿死了。后来又大病一场,几乎各种医疗方法试了个遍,才捡回一条命。11岁时母亲意外去世,从此他的性格日渐内向沉郁。
16岁时王十月发表了两篇散文。随后去深圳打工,并渐渐成为中国打工文学的扛旗人物,其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对于他的新书《收脚印的人》,王十月说:“‘收脚印’源于家乡的民间传说,说有的人死之前灵魂会回到过去,把一生走过的脚印都收回来。我认为这是一种时间旅行。人是健忘的,记忆是不可靠的。通过‘收脚印’回到过去,意味着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收脚印的人》短短不足二十万字,王十月写了五年,数易其稿。他说:我每天在人前疯疯癫癫,以此逃避内心的痛苦与不安。但一静下来,就会陷入痛苦之中。“也许曾经有过有趣的事吧,不记得了。难忘的都是耻辱,是曾经的罪过、懦弱。”
而《收脚印的人》就是这样一部“成功者”对往昔罪过的“心灵史与忏悔录”,讲述了一个到深圳东莞一带闯荡生活逐渐成为小说家的年轻人,因早年迫使一打工妹坠河致死,心灵因承受巨大压力而患上抑郁症,如今为救赎自己的灵魂,设局欲将曾一起参与过追捕的另外两名“治安队”员毒死,结果却被其中一名已当上公安局长的“队员”识破而捉拿归案。在这部小说里,王十月再一次直面打工者的生活。
作为70后作家群中的一员,他站在珠三角这块经济高速发展的土地上,用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自己的胸膛,将自己内心的罪恶、懦弱、羞愧一一裸露出来。他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记忆,而是一代人的疼痛,正是这一代人血淋淋的心酸经历铸就起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
都说70后作家是“未被加冕”的一代,王十月,用这部小说为自己“加冕”。
访谈 我不关心这部书有无文学价值
长江商报:新书为什么要起名为《收脚印的人》?
王十月:“收脚印”源于家乡的民间传说,说有的人死之前灵魂会回到过去,把一生走过的脚印都收回来。我认为这是一种时间旅行。人是健忘的,记忆是不可靠的。通过“收脚印”回到过去,意味着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这部书一度有三个标题,一是“荒原”,二是“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三是现有的标题。我在题记中引用了艾略特《荒原》里的诗句。我想要给读者看的恐惧,其深层次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复活,拒绝自我救赎。我在文中对这种恐惧进行了大量书写与批判。我的小说用了一个看似开放的结尾,每一位读者都是审判者。但小说的逻辑其实已给出了审判结果。这个结果我希望读者能读明白。读明白了,也就明白我的悲伤以及恐惧的真正所在了。
长江商报: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是否顺利?通篇自说自话的叙述方式似乎体现出您讲述的迫切性,是吗?
王十月:不顺。短短不足二十万字写了五年,数易其稿。我不知这样一部书有无文学价值,这不是我关心的。我只是有许多话要说,这种形式适合我的言说。
长江商报:《收脚印的人》和您早期的打工经历有关吗?
王十月: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是一代人的经历。这应该是中国作家第一次以一部长篇小说来直面这样一个问题。我做了,心会安一些。我用写作来救赎自己。
长江商报:在小说里您反复提到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恰巧《收脚印的人》也是讲述了一个“作家”关于忏悔的故事。这两部著作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王十月:《复活》是这部长篇小说的精神底色。这也是我为什么在开篇用大量笔墨写去俄罗斯,去托翁故居经历这一看似与后面的故事无关的篇章的用意所在。一边是复活,一边是荒原。我写的是中国版的“复活”的故事。显然,我的小说中,人物未来完成复活,这意味着,荒原依然存在。我指的是中国人的精神荒原。记录历史重要,以史为鉴更为重要。
长江商报:书里大量的细节都是很真实的,有您生活经历的影子在里面,但是恰恰构成这部小说的故事是虚构且有些荒诞的,您是怎样处理真实与虚构间的关系的?
王十月:因为是大真实,处理这样的题材,反而要大虚构。读者读这样一个不大真实的小说,如果感受到的是大真实,我的书写就成功了。
长江商报:《收脚印的人》中流露出一些您个人对于珠三角经济高速发展过程的不同观点和看法,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王十月:我提供了一种主流观点之外的观点,这就是作家的价值所在。鲁迅说,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这也是我写作此书的愿望。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打工文学作家是我的精神胎记
长江商报:王老师,能说说您个人的一些情况吗,包括在湖北老家的童年?为什么在打工之余拿起笔进行文学创作?
王十月:我出生在湖北省石首市调关镇南湖村,六岁时先是贪玩被刺树挂伤,差点儿死了。后来又大病一场,几乎各种医疗方法试了个遍,才算是捡回一条命。从此落下多病的毛病。11岁时母亲意外去世,性格由此更加内向沉郁。初中毕业,回乡务农,拜了老师学绘画,去老年大学跟一群退休老人一起学习格律诗。每周六半天课,骑自行车往返120余里。狂热迷上阅读,但农村能找到的书有限。也爱文学,16岁开始在一些古典诗词刊物发表格律诗。在《石首日报》发表了两篇散文。出门打工后,文学梦就搁下了,长年为生存挣扎。直到1999年我28岁,已为人夫为人父,一事无成,欠一屁股债,重新开始写作,只是希望发表几篇作品可以找一份好点的工作。
长江商报:打工生涯里,文学在您身上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您喜欢“打工文学作家”这个头衔吗?
王十月:打工生涯里,如果没有文学,我不知会怎样。文学拯救了我,让我变得像个人样,开始追问生存之外的更多问题,诸如尊严、自由、平等,诸如生活的真相等等。对于打工文学作家的头衔,谈不上喜不喜欢。这是我的出身,是我的精神胎记,不容回避,也无须刻意展示。
长江商报:对于打工文学的现状和未来您有什么看法?
王十月:现状是写的人依然很多。但时代不一样了,社会由最初的无序进入有序,我们经历的苦难,新一代打工者听起来也会觉得不可思议了。但他们也会面对新的问题。
长江商报:能说说您现在工作、生活状态吗?
王十月:现在当编辑,看稿、编杂志,业余写作。生活看似稳定了,但似乎离快乐更远了。我每天在人前疯疯癫癫,以此逃避内心的痛苦与不安。但一静下来,就会陷入痛苦之中。我现在在鲁院学习。同学们看到的大约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我。有时人来疯,像个顽童。同学们会觉得我给大家带来了欢乐。但又经常会有细心的同学发现了我的落寞,劝我开心一点。
我很难在百余字之内表达我对这部作品的敬意。终于,我们这代作家有了王十月的这部长篇。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端,我甚至能够看到,“70”一代由此拉开了一道怎样的帷幕——我们终于开始翻检自己的来路,带着宝贵的、痛彻的罪耻之感,将文字的锋芒朝向了自己。时代由此将被这一代写作者记录得更加真实不虚。于是,文学之事那理应亘古永在的品质必将再度被唤醒,它就是那伟大的——人道主义。
王十月以这部作品“过关”,他所冲闯的,相较于昔日“南漂”蜂拥而去的那道关隘,其峻拔与严酷,一点也不逊色。于是,由此,一代人从肉体到精神血迹斑斑的跋涉,也终于整全——不,跋涉之路未尽,我们还在路上!——作家弋舟
作家名片
王十月,本名王世孝,1972年出生于湖北石首。入选《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现为广东作协《作品》杂志总编室主任,著有长篇小说六部,中短篇小说200余万字。曾获《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作品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老舍散文奖、冰心散文奖、广东省第八届第九届鲁迅文艺奖、南粤出版奖。其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记者 唐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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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吴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