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对大历史事件轨迹的记录，地方史闻总能提供更鲜活的底色样本：经验因为微妙的差异显出丰富，视野也因为个人之囿而广袤，又因其有生存与情感的细节，让一个看似单独的面貌蕴含了驳杂的延伸。帝国的转变，城乡的凋敝与异色，一个人的心灵史，这些如孤岛般的碎片既是中国生态不可分割的部分，也许也正是明日世界不可预知的缩影。

　　《梦醒子》

　　19世纪、20世纪之交，山西绅士刘大鹏任何作品均从未出版，只留下了200本日记，这200本日记构成了构造了一个值得不断审视的微观世界。沈艾娣根据日记史料写了刘大鹏的传记，描绘出其人作为儒者、孝子、商人、议政者、农民的不同身份状态下的人生景况，讨论了中国在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的动荡中下层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生活的困难、身份认同的焦虑，以及由此而来精神的折磨与坚守。从一个人的遭遇折射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群体的转型之痛。

　　而沈艾娣希望描述刘大鹏这样保守而传统的乡野之士，如何度过激烈的转折时代，并把自己的研究置于具体的时空当中，与具体的情景相联系，使主人公的情感、经历与乡土的时空结合起来，而不是简单地试图撰写晋祠、赤桥村或是山西的历史，无论切入点在哪里，最终都会由此去透视时代的变化。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尽管近代中国几乎每个重要的改革或革命团体的领导阶层里，都可看到湖南人的身影，但我们仍把湖南视为保守落后的地方。湖南予人的传统印象，乃是中国最排外的省分，是粗野之地，湖南的农民抗拒任何改革或进步思想，但这样的省分却出了这么多改革者和革命人士。”中国近代史上，湖南所产生的改革者、军官、革命家之多，居中国诸省之冠，但史学研究却鲜少对湖南进行连贯性的探讨。本书不同于中国现代化是首都与通商口岸启迪内陆的普遍看法，而以湖南为中心，认为湖南在内部进行的思想改革与论述，牵动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湖南在中国历史舞台占有特殊地位长达一百多年，先是助政府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平乱之后大量湖南人成为封疆大吏，晚清改革时湖南成为主要的改革中心之一，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成功湖南贡献甚大，而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国则有多位湖南人跻身最高领导阶层。

　　关于民族概念的中国如何由内往外发展出来，至今只得到局部的探索。裴士锋的专题性作品，以令人信服的笔法说明地方根源与民族果实的关系。他笔下的湖南以新且有效的方式说明了从帝国到民国的转变。

　　《远去的都市》

　　有人说上海史是历史学界的“宠儿”，一直受到特别的关注，确实如此。魏斐德、李欧梵、叶文心等海外著名学者都有关于上海的、堪称经典的研究著述，国内学界，则有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远去的都市》从里弄、影院、报业、大学等社会文化微观层面探讨解放初期上海历史的断裂与延续。1950年代的上海，在经历天翻地覆大转折的时候，其文化、观念、习俗也延续着某些惯性的东西。由此也提示我们，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

　　“都市远去，摩登犹在”——老上海是否曾消失得无踪影？上海的地方性是否延续？国家“入场”与都市“在场”怎样互动？……如同问题的发掘难以穷尽，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大有文章可做，且大有引发新问题的余地。本书仅从“劳动人民”“知识人与文化人”以及“小市民”三个研究主体出发，以续、转型、断裂的视角观察1950年代的上海与中国，对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文化作一次重访，将历史巨变中那个远去的都市拉回到历史的真实中来。

　　“所谓上海的世界意义，我想不能简单地看是否开放，而应该从连续性的角度看，这个地方的文化是不是完全跟外部世界隔断。李欧梵在《上海摩登》最后一章《双城记》里面说，香港一直把上海当作怀旧的样板。当然这跟很多上海人跑到香港去有关，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文化影响。上海成为一个摩登文化的符号，一个怀旧的样板，这就是上海的世界意义。”张济顺说。

　　《我的凉山兄弟》

　　作者于2005年开始，走入了大凉山深处，在那里开始了她的田野工作。在田野调查期间，她结识了一帮“凉山兄弟”，透过这帮凉山兄弟的生命历程，刘绍华认识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加诸于这一山区民众的困境，以及当地民众的文化回应。透过社会灾难，洞见当代中国卷入的全球化变迁中，人的行为与福祉。这些故事的焦点不是健康或疾病本身，而是造成健康问题的灾难根源，理解一个非主流群体在社会、文化、历史变迁中脆弱性生成的时代过程，以及未来何去何从。

　　大凉山诺苏民众的感受到的匮乏、欲望，以及身罹疾病的困苦，只是这个国家在过程中，对现代性所作种种尝试之反馈的一个缩影。那里愈来愈像中国中原与沿海地区的寻常农村，是一场更为彻底的汉化之途。

　　《大路》

　　千年驿道旁的一个古老村庄，大湘西，一条新规划的高速公路正待破土动工，引来大拨以修路为业的外地人和钢铁机械。在危机四伏的的寒来暑往里，在矛盾丛生的现实境遇中，他们为这条昂贵的通衢大道付出劳力与心智，甚至献上尊严与生命。随着修路者的到来，平静的家园也风起云涌，古老村庄难逃发展浪潮的裹挟：田地征收，房屋拆迁，古树凋零，庙宇重建，山河巨变……而人心和道德也一再经受微妙而持久的冲击。修路者和当地人——两个不同群体的生活和命运因这条大路紧紧相连，彼此交织和冲撞，或喜或悲或苦或乐。

　　作者张赞波既是纪录电影导演又是作家，他耗时三年多“潜伏”在故乡的筑路工地上，近距离接触路桥公司职工、修路民工、包工头、工程监理、当地村民与基层官员，用摄像机和笔同时记录下一条高速公路的从无到有，生动讲述了一群公路建设者的人生故事，细致描绘了一个基层村庄被时代改变的境遇，客观呈现了一个行业内部的真相与秘密，深刻展现了国家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的光荣与代价。

　　《香港重庆大厦》

　　如果说电影《重庆森林》把这个地方拍出了另类的香港风格，那么现实中让重庆大厦名声大噪，则可能来自这栋大厦不可复制的异位存在。尽管许多香港人认为重庆大厦像一个神秘世界，被错放在城市中心，但它的存在真实拜香港所赐。这座被麦高登称作代表“低端全球化”的摇摇欲坠的大楼，在寸土寸金的香港闹市如同孤岛一般，却可能是明日世界的缩影。

　　这座被评为”全球化最佳案例“的大厦，收容的住客来自百多个不同国家。虽然重庆大厦就在香港的闹市中心，但内部运作自有其规律，和尖沙咀仿佛属于两个世界，成了特区中的特区。在重庆大厦活动的人，缩影了三千宇宙，那些寻求庇护的人，自然各有其传奇出处；慕名而来找廉价旅馆的游客，会发现香港对第三世界最包容的地方；依靠重庆大厦地下经济生存的异乡人，则往往有着比狮子山下更励志的故事。这些背景，令不同学科近年都对“重庆大厦学”趋之若鹜，令这座大厦在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后，得到另一个身份被重构的契机。

　　它是世界各地背包客的廉价落脚点，又是非洲、南亚商家的重要交易场所。据估计，从重庆大厦出货的手机，大约占撒哈拉以南手机交易的20%。这种与中环所代表的香港全球化枢纽角色反差极大的角色。本书，展现了大厦居民与国际商品、金钱、理念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不仅仅讲述重庆大厦的故事，也讲述世界关系网的非凡之处。

（文章资料整合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