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6日，云南蒙自天源大酒店，“《大家》·红河”新青年写作峰会暨红河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论坛，诗人于坚作了题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学》发言，本文算是对他的一个回应，也是对文化对体制以及对“扒粪”的知识分子、国民的一个思考。

　　——题记

　　个人的怀表坏了，只是耽误个人的事儿。教堂钟楼上的大钟坏了，耽误的可是整个教区的事儿。

　　——笛福《鲁滨逊漂流记》

　　文/黑 丰

　　因为听说是大师，很荣幸。

　　我很荣幸听了大师精心准备的发言。但是，听后就晕！就像醉酒的那种感觉。喝高了，迷糊。本来二两酒的量，大师给我灌了一斤。我就晕晕糊糊回到了那个据于大师说是被“同质化”了的房间，迷迷糊糊一觉到天亮，完了，把吃早餐的时间都给睡过去了。鸡蛋、牛奶、面包、云南米线全被大师的“酒意”给冲了。一拍脑袋，不对，勾兑的。——不然，那“酒”咋这么大的劲？全是勾兑的。于大师给我们灌的是假洋酒。但于大师确实是很有学问很有知识很有口才的，出口成章，不讲就不讲，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不过“酒”醒之后，感觉大师讲的实质上不全是那么回事。就一些皮毛一些常识，很表面、很拉杂、很腐朽，东拉西扯。夹杂着一种喜欢不失时机的个人表现与卖弄。卖弄自己和知识。他的“言说”与“说出”基本是为了卖弄，让你如坠五里云雾。相当于把到会的诗人作家、学者都糊弄了一次，自还以为很普世，其实他这种自以为是的普世及其核心价值是很成问题的。

　　他说：“中国的‘文革’它在时间上拆迁了中国，就是把中国过去的历史变成了一个空白……”。表面上或很近视的看的确是那么回事（不过他玩得很诗意），但说“我们成了一种没有时间的民族，成了一个年轻的民族，我们完全置身在一个任何一种历史都没有经历过的一种全新的世界之中”，那就是故弄玄虚（诗意的虚无论）。这么一玄虚，再加上他现在的“拆迁和同质化”论调：“在中国同质化的这个浪潮比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都严重和可怕的多。因为同质化和西方文明有关系。我认为西方文明从希腊时代开始，一直到启蒙运动，它都在进行同质化……”，由于“拆迁的结果是我们的故乡没有了，谁也没有故乡，你即便是从未离开你的故乡，你也在你的故乡变成了一个被流放者。”所以，他指出（也是他的一剂方药，只有一条道）：就是我们如何“重新做一个牧羊的人”，如何重返传统、回到古代、回到部落的问题。质而言之，就是怎样重新做一个古人。于大师说：

　　“群”就是你的观点能够团结你这个部落的人，怎么重新做一个牧羊的人。……我就跟着他（哥布）到他的绵羊的家乡，过那种朴素的生活……哥布可以回到他的部落（哈尼族），我怎么才能回到我的故乡去？

　　我先不想理论“我们怎么‘重新做一个牧羊人’”，不想说是否就应该全面的回到传统，甚至要回到一个部落的时代。首先我想问的是，难道毛亲手发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拆迁）是孤立的？与“中国过去的历史”，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朱元璋的“火烧功臣楼”和抄家、曹操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与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义和团等的血腥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难道这种拆迁就仅仅只是一个同质化的问题，而没有所谓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的问题？而同质化难道仅仅只是一个全球性的工业化、技术知识信息化的倾向问题，而没有意识形态问题、全民所有制问题、城乡户籍制问题？没有“刀把子政权”（或枪杆子政权）问题、没有“‘一切行动听指挥’地奉命扛活”（易中天）的问题？而同质化的问题没有领袖一惯至上、党一惯至上（党大于法）、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集体利益一惯至上的问题？

　　——确实，“文革”出现了精神大荒漠，一种空前的疯颠和歇斯底里导致了古今中外十分罕见的文化灾难、传统文明几乎是毁灭性地坍塌。但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历史“空白”的问题。如果仅仅是从空白到“空白”，从空无到空无或从空旷到空旷那就好了。问题是它不是。它不是空降的，不是从一种空白中一种空无中或一种真空中产生的；它是有历史渊源的、有承继的、渐进的。毛最初（也就1945年以前吧，不能包括“延安整风”运动）也是口口声声讲“明主、自由”的、开明的，从夺权、凌驾到专制到独裁到人神是一步步演进的，不是断裂的；毛也不是一，毛是所有企望毁灭文化毁灭文明制造愚昧的暴君和政治寡头的一。人们（包括于大师）一般所言的“断裂”只是表面的。“文革”实际是用革命的暴力的或幼稚的革命激情和激进的手段从表面上否定了传统否定了一种专制、而建立了一种更专制的专制，依旧是传统的。所以，这里有历史的成因、文化的成因和个人“刻意策划”（权术和阴谋）的成因。“文革”最大的或最登峰造极的问题不只是反右、对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否定，而是“活人供”（把一个活人比作红太阳和大救星）和造神运动，这是动机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把人当神（供）是近似宗教的一种邪教，也是一桩大罪。人神共忿！真正的宗教是什么？宗教是神的出现（神的出现也是宗教与哲学的分野）。而人不是神，人是有限的，也是有缺陷的。

　　……上面说的“全民所有”即全民没有，一分一寸土地都没有（从而剥夺了全民自由谋生的权力，致使大跃进时期全国饿死了四千八百多万人），一切归国有。“譬如你要在庐山开一个寺庙，不要忘了庐山的地是谁的——是‘国家’的，也就是管理庐山这个地方的官员的。如果没和他搞好关系，他完全可以‘地主’的身份拆你的庙，让你搬走。”（张千帆）他干预你，让你“夹着尾巴”信教。其次，“城乡户籍制”，进而剥夺了全民自由迁徙的权力，你只能像牢改犯像奴隶一样在一个规定的区间生活，“一切行动听指挥”，奉命扛活。其实说国家至上民族至上集体至上，都不为至上，只有党最至上；质而言之，党也不至上，只有领袖最至上。

　　于大师主要是反同质化，同时也反工业化反信息化，但他似乎并不反极权不反专制不反暴政不反封建。他喜欢农业和农耕文化、喜欢古村落古物古建筑、喜欢原始部落、喜欢传统、喜欢孔孟喜欢《论语》、喜欢老庄玄禅喜欢《道德经》。——当然，在一个多元的现代社会，任何人的任何喜欢或任何喜好都不为过都没有错，这是他的权力。他有这种权力，这是他个人的事。问题是在一个公共空间把自己的这一价值观竭力推销给他人，并十分绝对地认为很多东西都是同质化的结果，好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问题都是一个同质化的问题，所有人的困境都只是一个同质化的困境，只要抓住了同质化这一根本问题、把同质化解决了，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同质化”是一把万能钥匙，没有它打不开的锁。这就令人感到大为不妙。他究意是不懂，还是不懂装懂，抑或懂而装懵为权利（集团）开脱？

　　——晕！头痛（在场我就头痛）！躲进洗手间还痛！

　　（至少，在于大师的身上我嗅到了一股腐尸的味道。感觉这人食腐不化。）

　　其实同质化并不是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它不是“纲”而是“目”。中国最根本的问题依旧是极权（或儒文化、儒术）和体制的问题，正是极权与政治体制导致了同质化、导致了国民的犬儒化、奴化、堕化和异化。而不是同质化导致了什么，同质化不过是一种现象一种结果。当然同质化也不仅仅是政治体制造成的，工业化也是造成同质化的原因之一。但我们总不会因为工业化的问题就不要电灯去点羊油灯、不要火车去乘雪撬和马拉车吧？不会因为互联网高速路的快而舍其快求其次、舍弃电脑而屏蔽所有的网络、网吧和网站吧？试想没有蒸汽机的诞生和工业化的文明能有启蒙运动和彻底的个人主义解放吗？没有互联网（民主）的诞生和开放能有世界最根本的民主动态和人类最彻底的信仰表达、能有今天中国较为开放的言论自由的局面吗？纸媒审查期刊审查出版审查、这也审查那也审查打一屁都要审查如果没有互联网人何以堪？难道还嫌森严壁垒的审查不够？

　　于大师言必部落（他说哥布可以回到他的部落去……回到他的绵羊的故乡）言必土著（他说屈原的诗就是一个民族土著的声音。他对屈原是景仰的、羡慕的）言必牧羊人（“我们究竟怎么重新做一个牧羊的人”）言必寺庙（“为什么要寺庙，那是要精神依托”）。好像中国现代的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已然相当成熟、特别发达、特别科学化了，已经赶上和超过欧美发达国家水平，现在亟需返祖返原始返民族化了，似乎越是原始的越是部落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好的越是世界的。也就是说，旧的，就是好的；新的，就是不好的。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然而于大师一边理着光头一边穿着T恤一边背着现代挎包一边使用手机一边乘小车一边享受互联网，却一边全盘否定他们。

　　对此，我很不屑。

　　首先中国人沾沾自喜的、在世界引以为豪的几千年的所谓古代“灿烂文化”主体基本都很糟粕，基本都是在追求建立一种上下有差别、等级有次第的差序格局，基本都是以维护统治者或统治集团核心利益的极权文化，一直没有走出帝国的阴影。中国没有自由平等民主的基础，客观上说似乎是一个地理问题，没有形成自由民主的地理条件，绝大部分都是陆地，而且高山阻隔，适合分封、封建、保守和极权势力的发展；不像古希腊，人家早在公元前2500-1400年的爱琴海南端（距希腊120公里）一个叫克里特的岛上、就诞生了自己灿烂的自由文明（米诺文明，而且这种米诺文明维持了11年之久，在毁灭之前〈约公元前1600年左右〉传到希腊大陆形成了迈锡尼文明）。那时的克里特人在这个岛上建立了自己的城邦，国内和平，城市没有城墙，人民可以自由往来。在我看来，地理并不是最主要问题，中国实际上还是人的问题。我相信上帝是给了我们机遇的，只是我们没有抓住、不想抓住或根本敌视机遇（这里存而不论）。所以，中国从公元前3000年上古之世的三皇：有巢氏-燧人氏-女娲、五帝：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所建立起来的就是一套壁垒森严的极权文明。“所有这些著名的远古和上古政治大人物，还包括伊尹、巫咸、伯益等人在内，都是集政治权（王权）与精神统治权（神权）于一身的大巫” (1)。先“巫”后“君”，“巫君”合一、“政教”合一。他们既垄断了神权又垄断了王权。他们崇巫或举行“巫术礼仪”的宏大意义：“其主观目的是沟通天人，和合祖先，降福氏族；其客观效果则是凝聚氏族，保持秩序，巩固群体，维系生存” (2)。大巫们通过强迫甚至控制和主宰鬼神、天地以控制部落控制人，通过为氏族祈祷祈雨祈福（美其名曰：为了部族的幸福）他们可以任意杀人。在古代早期如安阳的殷商墓葬中，就有不少杀人以殉的例证。在甲骨卜辞中，也有不少杀人以祭的记载，如属于殷商时期的铜山丘湾社祀遗址，那里有四块象征着社神的天然大石，附近留下了二十具被人用石头砸死的人骨架和两个人头骨，据推测他们是被杀来作祭祀品的(3)。不仅是杀普通人或俘虏殡葬，就是古代的大旱时节，也要拿巫觋来焚烧，以取悦神灵，祈求降雨的(4)。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中有“焚小母”“焚奴”“焚永女”“焚女率”……，据说就是焚烧女性巫觋来求雨。有研究者指出，有一片甲骨上的卜辞显示，有时一次祈雨甚至会连续祭祀五天，焚烧两个女巫。而这种今天看来很‘野蛮’的举动，竟然一直延续到我们以为很文明的时代(5)，《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就记载过‘夏大旱，公欲焚巫尫’ (6)。被称为文明开端的周文、周武时代也一样，当我们读到《逸周书》中的《克殷》《世俘》篇时，总会感到传说中理性和文明的圣贤，竟然如此残忍和谲诡，周武王打败了商纣王，杀得血流漂杵，到了商都，还用箭再三射仇人的尸体，要用剑砍斫对手的首级，要杀戮很多俘虏来祭祀，要把象征天命的九鼎和传达神意的巫祝都迁回自己的地方(7)，就像迷恋血腥的野蛮人一样。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书《十大经·正乱》中，曾记载了被后人称作“人文始祖”的黄帝故事，“黄帝身禺（遇）之（蚩）尤，因而禽之，剥其□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其发而建之天□，曰之（蚩）尤之旌，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有赏。腐其骨肉，□之苦醢，使天下之” (8)。很残酷很血腥！所以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历史改变。”

　　——念念不忘的部落，念念不忘历史，看来是于大师的天真。他想像诗人哥布一样回到部落时代去……回到他的绵羊的故乡。他或他们把那个时代想象得很美好。的确，由于时间的久远，“看上去，那个时代笼罩的仿佛是一种今天已经很陌生的神秘、庄严、谲诡的气氛”。让人向往。“其实大多是已经远离了上古的文化人的想象和追忆，而不是上古人自己的实录和记述，事隔许久，回忆常常会带有很浓厚的情绪，‘追忆’就像‘怀旧’这个词所表示的那样，往事给人带来的往往是一种隔帘望月式的憧憬和向往，时间把许多人们不愿意回忆的东西过滤出去，留下来的总是想象中值得留恋的事情，于是，追忆中的古代往事很美妙，特别是当追忆者对现实不那么满意的时候，对古代的追忆就成了他们针砭现实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显示出来的总是温馨的历史背影” (9)。于大师正是对当下的拆迁不满（或“怨”），便“把遥远的古代当成了寄托理想的时代，在想象中寄寓了太多的理想色彩，把眼前实有的心情转化为遥远的渴慕……于是，在他们的笔下，上古往往是美丽而恬静的，就像后世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礼记·礼运》里说，古代是一个大同社会，在那个社会，‘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者，皆有所养’。《鶡冠子·备知》中则说，那个时代里，‘山无径迹，泽无桥梁，不相往来，舟车不通，……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尽管他们也知道那时代“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但那时候的心情是平静的，生活是安定，人们是平等的，思想是简单的，正如《淮南子·齐俗》中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恬澹的时代，‘民童蒙不知东西，貌不羡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暖而无文，其兵戈铢而无刃，其歌乐而无转，其哭哀而无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无所施其美，亦不求得’，也就是说，那是一个混沌而淳朴的世界” (10)。“但是，这并不是上古世界的实际图景，而三代之末的知识阶层中人追忆的幻想世界。在那个时代，对于天下共主的权力瓦解和诸侯之间的武力争霸，他们希望有一个一统天下与共同领袖；对于伦理道德的崩溃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他们希望有一个礼制的国家与规范；对于纷争时代的人心诡谲和欲望膨胀，他们希望回归思想简单而朴素的古代。于是，他们在留给我们的文献中为上古营造了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也给我们制造了上古人们思想朴素而简单的印像” (11)。

　　实际上这是中国文人的一种天真，这种天真还不是童真。童真是目光趋于一种涉世之初的、新鲜而纯洁的童年情趣。但他们的天真是一种无知，一种愚顽、颓废、堕落和腐朽。他们要么就“齐家治国平天下”，要么就闭关修身养性、独善其身。不好听一点说，就像一条犬，被人敲断了脊梁骨的丧家犬，自己舔自己的血、舔自己的腚沟子，自玩。养什么性？写写字、写点序跋、画点山水。这叫逸情。不管人世发生了什么，怎么尖叫，怎么哭嚎；他练字，他下棋，他画画，他空灵，他不食人间烟火。就像吸食大麻的人一样，他在写字画画中自陶、自我麻痹。他不觉有啥不对，既然世界不可改变，就改变自己。

　　所以中国的专制长驱直入，一直很稳固很稳定很成熟，也似乎觉得就应该这样，只有这样。国情不同。

　　事实上，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才从一种军管建制中、一种的奴隶制的社会中挣扎出来，喘息了一下，但人的基本权力也仍旧画饼一张、人的自由民主平等仍旧只是停滞在一些法规条例里停滞在一些标语口号等形式中。所谓市场化、工业化和互联网都十分病态，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其次我特别要说的并不是越是部落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因为人的问题在中国始终是悬而未决。不能把部落的问题民族的问题国家的问题等同于人的问题。人就是人。人不是部落不是民族不是国家，人也不是人民（不是已被国家意识强奸的人民，人民不过是一个虚构的、公意化的、夸张的道德符号，人民的政治真空和公意道德真空早已干掉或消灭了人民的个体特征、消灭了人民的个体兴趣及感觉偏好，人民干净纯洁得成了人民的魔王，人民恨不得把人民赶尽杀绝），人不是这些，人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灵的个体。人不能与这些大词划等号。但任何时候任何时代的任何问题——部落的民族的国家的——最终都是人的。不管是历史的，当下的，但都必须是人的。部落的、民族的、国家的，不管你强调哪一个哪一项（把哪一个置顶），都是对人的不尊不敬、对人的否定，都是反人类的。然而，为什么我们的历朝各代的统治者以及那些马屁文人和帮闲帮凶，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强调民族的重要性国家的重要性呢？一言蔽之，统治的需要、愚弄人和使人愚的需要。不治人就治于人。为啥要（延安）整风，为啥要土改三反五反四清“瞎折腾”，为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为啥要设定“禁区”？一切都是为了“凌驾宝座”、（像神一样）君临万物；一切都是人治的需要、统治术的需要（据悉，建国后的毛君一直沉浸在故纸堆，通读《二十四史》、稗官野史，研究治国术、驾驭之道。其程度甚过专家学者。目的就是治人），目的就是为了要达到：全国只有一个脑袋（一个牧羊人）、一个人思考、一个人说话、一种声音、“一切行动听指挥”、“一句顶一万句”、只有“最高指示”，不准说“不”；否则，掉脑袋，坐牢。所以，但凡过份强调民族和国家如何如何重要的个人、政权及政党都很可疑，都不可信，别有用心！都是幌子。——请问，领导（首长），你爱国爱民吗？你是怎样给人民做榜样的？！

　　事实上，在这样的无处不国（有）、所有都国（有）的国度里生活，由于没有法制，没有私有化，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漂浮的、悬置的、无根的，都没有安全感的；上至政治领袖、各路精英，下至黎民百姓，都缺乏安全感；所有的权力、财富和荣誉都失去了合法和可持续性，都经不起法律、伦理以及人的良知的拷问与推敲。

　　当然最悲催的还是老百姓，他们完全孤苦无告，无奈。不得好死，甚至死无葬身。

　　所以我很怀疑于坚。怀疑他的良心。他的话就值得怀疑。

　　为什么一定要回到部落？好像一个人只有回到那个茹毛饮血的原始部落才有出路？好像那才是人类的故乡。

　　中国不部落吗？！

　　中国已经很部落了！！

　　中国不能再部落了！！

　　——我害怕部落（我不想当“绵羊”，也不想当“牧羊人”），我害怕部落的野蛮与杀戮（活人祭）、害怕部落的禁忌、惩戒与非人化。

　　人类的故乡究竟在哪里？！

　　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时代领袖与旗手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下册）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可供我们参考：

　　我想第一个写道哪里生活舒适哪里便是故土祖国的人就是古希腊的欧里庇得斯，他在《法厄同》一书里写道：因为家乡的土地，在任何地方，总是那哺育着人们的土地。

　　所以，我想哪里的土地自由、适合生存，哪里就是我们的故乡。

　　的确，“拆迁”拆掉了传统，推土机推倒了哈尼族村寨推倒了原著民族的建筑，这确实让世界瞠目，天大罪孽，但犯下这一千古罪孽的是人啊，有今人更有古人啊。难道现代化的推土机里就没有帝王（没有三皇五帝）、没有孔孟、没有我们民族的图腾（龙）？机器的中心也许正藏匿着部落时代的炎黄和颛顼的专制与凶暴。我们可不能一味地迁怒于工业化、以致简单地把它归之于一种同质化呀！同时也不能因此就归于越旧越好，旧的就是好的呀！

　　于大师认为“西方文化、文学是理性的，我们的文学是造化自然……西方文明不信任大地，中国文化信任大地；西方文明认为什么都是可治的，中国文明认为不可治”。

　　——这也是非常肤浅的、简单化的。我替他感到羞耻。

　　凭啥咬定西方文化就是理性的、“不信任大地”“认为什么都可治”。不错，“从笛卡尔等人起直至康德，他们眼中能真正当得起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之美名的，实际上主要地甚至唯一地只是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甘阳）。在西方传统中，人文研究在哲学中确实曾有过一段时间一直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但事实上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有了转向，寻求转向“知”（悟）如何可能？二十世纪西方尤其欧陆哲学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正在于：哲学研究已经日益转向所谓“先于逻辑的东西”，也即“逻辑背后的东西”。直面于事情本身，直面“存在”、“此在”，从语言入手，“把语词从逻辑定义的规定性中解放出来，把语句从逻辑句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归根结底，则是要把语言从逻辑法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海德格尔）。返回到语言的具体性。语言即存在的家园。“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语词破碎处，万物不复存。”（盖奥尔格）。

　　于大师说“为什么要寺庙，那是要精神依托”。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的，中国的寺庙和大佛，从北魏、南朝到唐宋直至今日，立得不算少了（民建官建的都有。问题是佛自从东渐中土，就一手官俸，一手民香，肥得流油、助纣为虐）。国民有啥精神依托？人立起吗？不但没立，反而将原来人本就非常弱化非常空茫的中国人导向了更加空无的境地，让人在这种境地去悟“空”。空灵，空去人的所有念想。冥然中似乎有一种承诺：只有“空”才可以将政治当作泡沫滗掉，似乎只有“空”和“空空大道”才会有一个《鶡冠子·备知》中所说的“山无径迹，泽无桥梁，不相往来，舟车不通，……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的世外桃园（可能吗？）。将先前还想有点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或本来就无所作为的中国人导向了心安理得的无作为，似乎为国民找到了一套一佛定前世定今生定未来的可依可侍的宗教理据。中国人直此膝盖不但要跪君王，还要跪佛；神要下跪人要下跪，都要下跪。只有“文革”是一个例外，没跪神，跪的是人——人神。可怜的中国百姓一直没有进化，一直在荒郊中野蛮地生长，一直就是臣民草民子民贱民奴民顺民，听话听话听话……一直没起立，一直就是一只只温顺听话的绵羊。你说寺庙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依托，一点不错！你这种说法不仅皇上高兴，已然万岁（睡）的领袖和正觊觎万岁新政们也都很高兴。——善哉！阿弥陀佛！都信佛去吧！只要别出啥事。只要政局稳定才是最好的最重要的，千万别寻求啥自由啊民主啊什么的，那都是西方人的，舶来品，我们就不要，我们不适应，坚决抵制；我们只要我们民族的、只要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厚德载物，我们爱国；我们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我们只走一条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小康大道。

　　从“拆迁”到“同质化”，从东方到西方绕了一个大圈，回到了“诗歌、诗人与写作”的话题，于大师用几乎很高迈的口吻问道“诗人是什么？诗人就是最早的巫师，当一个部落在洪水或者是闪电的恐惧之中忽然有个人站起来对着天空叽哩哇啦说了一些什么，毫无疑义的话，那个人出来说了，但是有益的声音最好听，使我们大家的心安静下来了。这个人就成为巫师中的领袖，屈原就是这样的。屈原的诗就是一个民族土著的声音”。

　　诗人是否就一定是巫师，我不清楚，但上古的大巫必然是部落的政治领袖。屈原生活在巫楚，“是专操神事的宗祝出身”（刘小枫），至于是否就一定是一个巫师，这肯定是一个谬论。说“屈原的诗就是一个民族土著的声音”，在“民族”之后于大师还特别加上一个“土著”（任意贴上“民族”＋“土著”的标签），这就太武断了。谁能代表一个民族呢？！谁也不能代表。你于坚的诗能代表一个民族（汉族）的声音吗？鲁迅的诗能代表一个民族（汉族）的声音吗？你就是你的声音，你就是你，别扯蛋！你能写出像你的声音像一个人的声音不走调不跑空不主旋律不被同化就不错了。不错，一个人肯定是生活在一定的地理中（自然地理、文化地理）一定的语境中一定的民族中，自然的沉淀文化的沉淀宗教的影响和改变是有的，但并不等于他代表的就是民族的声音。个人的不能简单地就等于是民族的。至于屈原他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中国古代压根儿没有纯粹的诗人，也没有纯粹文化人），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然后才是一个诗人。他的抱负是辅佐君王献生“王道”成全“美政”，而非诗歌。成为诗人完全是政治的不幸逼出来的。虽遭贬谪流放，但仍奔走呼告，上下求索，一直行走在寻找明君（禹、汤、文、武等）的路上，一直很委屈，一直在追问天地追问历史（王道）追问儒家信念追问活着的价值。因而忧戚、愤懑、苦涩、孤独、伤怀（怀才不遇）。一个人“如果生命的思与情找不到超越深渊的路径，生命自身的热情就会焚毁生命自身”（自杀）（12）“既莫足与为美政，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为啥“心冤结而内伤”的屈原找不到超越世界“深渊”的路径而自溺“彭咸”呢？因为“儒家信念欠缺对人世的根本欠缺的认识”，却把一种中国式的道德伦理（实用的）、把与天（非神性的）同一自足心性作为超越的根据，以为凭借“自足万德的心性就可以顶开立地”，所以屈原必死，且很绝望。他的死是儒教的失败，“是被儒家信念逼死的”（13）。因为在儒教里不可能出现一双结满钉痕的救助的手，不可能有圣子耶稣的血的救恩。

　　我不知道于大师是否从屈原的绝唱和“沉渊之绝笔”（《天问》《悲回风》等）中有所悟有所启迪，是否看到了儒教的可怕性？但话题一转（岔开），就抛出他孔老师的四字经：“兴、观、群、怨”，并奉为写诗作文之圭臬 （仿佛“四字经”比《圣经》的“四福音”还重要），“你无论怎么写，你无论怎么玩弄形式，我觉得文学还是孔子说的都是那四个功能，也就是四个字：兴、观、群、怨。”（14）他说（也是他的版本：于版）：

　　“‘兴’是什么？兴就是赞美。古代世界为什么兴在第一，因为古代世界的中国人他生活在中国这个地方，古代的中国是水土丰美，河流、高山、草原、森林、百兽，人对大地的关系是感激，中国最古老的诗歌现代文献可以查的第一首诗就是大地的赞美诗，那首诗总结起来所以孔子在说到文学兴就是第一，兴就是赞美。

　　‘观’就是你的写作要为你这个部落的人提供你对世界的看法，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的声音要能够吸引他们，使他们不再害怕不可知的力量。

　　‘群’就是你的观点能够团结你这个部落的人，怎么重新做一个牧羊的人。……那种古代的歌谣主要是把部落的人召唤在一起。如果你只是个人写作，你不能团结人，所以大家就不听你的声音。为什么今天当代文学越来越衰落？你不能群了，你的写作只是变成你个人的自我表演，你可以表演我也可以表演，我凭什么看你的表演，就是不群了。

　　‘怨’是一种批判，怨排“兴”的后面，我认为我们今天是一个怨的时代。因为赞美的时代结束，另外一个世界，过去对于我们来讲永远是一个不可企及的黄金时代。文学的四个方面前三个方面都越来越远，今天只剩下一个怨，还有一个多事，文学最后变成一种修辞的知识，太可怕了。

　　今天有很多诗歌变成一种语言的活动，不群，不能团结，不能再共享，你的作品出来最后变成一种商品的生产，你不再和读者发生任何关系，你写出来然后你和新闻界发生关系，你和批评家发生关系。今天这个已经是很严重了，有很多人你是知名作家，没有人知道你写的是什么，我也是这样。写作本来有指鹿为马的功能，现在是鹿都不要了直接生产那匹马，因为这和我们时代的风气是一样的。”（《于坚：五千年的中国在最近三十年被完全的拆迁了》2015-07-29  先锋诗刊   搜狐网）

　　——晕！头痛（在场我就头痛）！我一听于版的四字经就头痛。躲进洗手间还痛！

　　想想于大师借孔圣人的“兴、观、群、怨”这四把钢筛子一筛，还有不晕之理吗？他这一筛，不仅把在场的各位诗人作家学者，把今人古人筛了，就连国际诗人作家都给他筛了。

　　这哪是叫人作文呢？！这分明是念紧箍咒啊！！！

　　这紧箍咒，以前是孔圣人孔子念，现在是于大师念。几千年过去了，“晕”了多少文化人！念了多少代就“晕”了多少代，念了几千年就“晕”了几千年，几乎很少不给念“晕”的。

　　就是这种糟糕的诗观，于大师念念不忘，就像一个走街串巷挨家挨户送春的艺人，走到哪念到哪；无论走到哪都是这四字真言、四字经、四“八股”。

　　呜呼，中国不能再念这种紧箍咒了；再念中国就彻底完蛋了！

　　——敢问于大师，这四字真言究竟具有多大的人文精神、多大的现代性、多大的终极价值？它通向人的自由吗？它肯定人的个体生命吗？那念过紧箍咒的诗还叫诗吗？

　　——非诗！

　　不但非诗，而且非人！

　　这不仅是对诗的否定，也是对人的自由对人文精神的彻底否定！这种量身定做带框架的写作与中国“文革”时代“四人帮”的三结合小组写作何别之有？

　　——这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啊！

　　孔子言：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这一读，知道了。原来，这一切，不过是为了“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如此。

　　孔子是谁？

　　孔子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学人，一个纯粹的哲学家吗？

　　——否！

　　孔子骨子里就是一个政客，一个奴才。他呕心沥血传道、注六经，目的是为了追求一种礼仪，追求一种上下有差别、等级有次第的所谓井然有序的差序格局，进一步说就是为了从政，为了效忠君王，为了君王的天下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断断不是为了天下苍生（黎民百姓）。实际上这是一条驯奴殉命之途。使一国之民悉数殉命于君殉命于国，无有完存。他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5），为的是培养一种遵循仪节的自觉习惯，为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次序。这点从《论语·乡党第十》孔子的容色言行、衣食住行中可以看出，上朝时，“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还有，譬如“入公门”，则“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仅这一言行，确令人作呕。见了主子，竟然“其言”中气“似不足”，“摄齐”（提起衣服的下摆），且“屏气似不息者”，直到“降一等”、“没阶”，才“逞颜色，怡怡如也”“翼如也”。犬到如此，还有人性吗？且这一切也不是出于本己之真尊崇，实则装B，装（威惧）给主子看的。这是对上对权力，而对百姓，则另有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6）。“季氏以八佾舞于庭，孔子非常愤怒，三家以《雍》乐在家庙举行祭礼，孔子也十分恼火，认为像‘八佾’这样有六十四人的舞蹈和《雍》这样有‘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歌词的颂歌，出现在家臣的仪式和宗庙里，是极不相称的，所以他说‘是可忍，孰不可忍’。”（17）孔子就是如此一个东西，如此一条狗，一条夹着尾巴的狗。像这样一种让人感到恐怖的“变色龙”能算得上一个真正的学人、一个纯粹的哲学家吗？

　　——呸！

　　中国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纯粹的哲人。王国维先生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的天职》一文中有专门的论述：“据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斯可异己！孔子大政治家也，墨子大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抱政治上之大志者也。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无不然。”

　　可以想见，源于《诗》的“兴、观、群、怨”，这套实用理论，为谁所立。

　　见儒蛀版：

　　所谓“兴”，即“兴于诗，立于礼”（《论语·泰伯》）的“兴”，“言修身当先学诗”（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即“学诗”可以“修身”，但必需以礼为规范；所谓“观”，即“观风俗之盛衰”（郑玄），“考见得失”（朱熹）。显然，“观”是为了“王者”知“得失”；所谓“群”，即“群居相切磋”（孔安国）之义；所谓“怨”，即“怨刺上政”（孔安国）。“怨刺”虽被允许，但必须讲究“诗教”的“中和之美”，必须“温柔敦厚”、“止乎礼义”。

　　敢问，于大师的释义版本是否深于或高远于这些鸿儒和儒蛀的注疏、是否超越了“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政治底线？当然，也许于大师的更高明。但我仍有几点很懵懂：

　　首先，“兴”是赞美。赞美谁？大地。因为中国的大地“水土丰美”。可是古往之时谁的（国家）大地又不“水土丰美”呢？恐怕没有这么简单。看来鸿儒注疏的“修身”也许更准确，更合儒道。其次，“观”，就是“提供你对世界的看法，……能够吸引他们，使他们不再害怕不可知的力量”。“不再害怕不可知的力量”意思就是说以前“不可知的力量”是让人感到惧怕的，现在听了大巫“对着天空叽哩哇啦说了一些什么”，就不再惧怕了。——这里有几点需要质疑：“不可知的力量”真的让人感到那么惧怕吗？“不可知的力量”与人比，哪一个更让“他们”感到惧怕呢？是否消除了对“不可知的力量”的惧怕，在这个世上就没有什么是可以值得“他们”惧怕的呢？“诗”引领“他们”走近（部落），团结，团结在“大巫”的周围，使部落成为一个像样的部落。敢问，是否在部落社会里就更安全（人不被消灭、不被吃、不被活祭）呢？其三，“群” 就是“团结你这个部落的人” ，“把部落的人召唤在一起” 。“为什么今天当代文学越来越衰落？你不能群了，你的写作只是变成你个人的自我表演”。意思是“写作”是不能个人化的、更不能是“你个人的自我表演”；不是“个人的自我表演”那是谁的表演，表演谁？唱红歌？大合唱？《东方红》？《唱支山歌给党听》？《大海航行靠舵手》？否则，就是“不群”；“不群”文学就会“越来越衰落”。——荒谬之极！倒是孔圣人经由于大师这么一穿凿一附会似乎更符合时代精神了。嗤！其四，“怨”， 就“是一种批判” 。“过去对于我们来讲永远是一个不可企及的黄金时代。文学的四个方面前三个方面都越来越远，今天只剩下一个怨”。“过去……黄金时代”？ 敢情于大师所赞美的那个“茹毛饮血”的时代是“黄金”？“过去”＝“黄金”，并且“永远是”，还“不可企及”？——蒙！感到于坚就在那里蒙（人）！！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越来越远”，“今天只剩下一个怨”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回到开始，回到起源、母语、回到他的部落、图腾”（18）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句话，只要回到“过去”，就一了百了，一切都好办，一切都会好起来。敢情于大师如今一切已经很好了，吃皇粮了，且身位是“鲁奖”得主、台湾《联合报》第14届新诗奖得主、台湾《创世纪》诗杂志四十年诗歌奖得主、“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得主、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全球摄影大赛华夏典藏奖得主、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南联大新诗研究院院长，吓死人的身份、吓死人的头衔和桂冠，比之屈子强多了，却摆出一副“无家可归”样子，高调要回到“过去”、回到“起源”、回到“他的部落、图腾”。为啥？他所认同的“兴、观、群”的时代没了，“今天只剩下一个怨（批判）”了。他很怀念，他是怀旧的。不由得不令我们感激涕零。问题是他可以“怨（批判）”、他有本钱去“怨（批判）”啊！既然你知道和看见民族建筑被毁，你发现了“同质化”现象，你可以写文章、写信、提文案，可以通过官方平台和渠道、甚至国际平台和渠道去“怨（批判）”去呼吁去呐喊啊？！你是大师，你是高级知识分子，你一言九鼎啊？！你在一堆文人里空嘀咕、唉声叹气算什么？！什么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那种敢怒敢言，敢于质疑（现存秩序），敢于挑战（传统），敢于反叛，敢于否定，敢于担当，敢于呐喊和行动，（为了卫护人的自由和尊严、卫护公义）敢于“血溅轩辕”的人。他是民族和人类的精神脊梁。而你是吗？你叫一个草民身微言轻如何去“怨（批判）”？何“怨（批判）”之有？敢“怨（批判）”吗？有公正的渠道让他们去“怨（批判）”吗？ 问题是我们的于大师在“怨（批判）”吗？怨（批判）过吗？

　　于大师在哪里？

　　听说在书斋。

　　干嘛？

　　——写字。

　　写毛笔字写诗写散文。

　　听说于大师是很有居士和贤达人士风范的，生活中规中矩。“每天5点左右起床，早餐后必定像作坊里的工人一样坐下来写作，一写就是一上午；下午，他阅读、写大楷、见朋友、步行；他的房间稍显凌乱，堆满书籍、纸张，墙上挂着颜真卿的拓片和各种各样云南古代匿名工匠们手工塑的泥菩萨、罗汉、陶俑……。他勤于临摹，如今一手颜体已极具风骨，‘我必须保持与汉字的古典关系，手和笔墨纸张的关系。写汉字的人不会写毛笔字还了得！’……穿过起居室，后面是一个小庭院，在屋外的林荫下杂草丛生，他经常坐在院中的小亭子里喝茶看书。”（19）想想也是，已然尝到了甜头，过上如此有品味的士大夫式的生活，还管其他干嘛呢，有什么好“怨（批判）”的呢？重要的是，他找到他的“兴、观、群、怨”（金科玉律），他找到了真谛，找到了写作的法宝，于下就是挥洒自如，挥笔泼墨了。高兴的话，可以在国内到处走走，一发飙国际上也是可以走的！没有于大师不能走的地方。可以到处作报告、讲话！比之巡视官员更潇洒，他出席级别不等的各种会议，他在文人堆里嘀咕“民族建筑”毁了，“同质化”了，然后回到他的书斋，写字，喝茶。那才爷们啊！

　　——相比屈子就惨了！屈子只能被贬谪流放，只能“哀郢”“悲回风”“天问”，只能“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宁为“烈士”。

　　而我们的一批诗人作家才不呢，你死你的，我写我的，我画我的。“无论什么风吹草动，都能拿出令上边满意的大作；无论什么观点，都能拿出合理的理论解释。他们不是丧失，而是压根儿就没有过什么道义立场，沦落成为权钱伴唱的夜莺。鲁迅先生骂得痛快：‘我宁愿向泼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样活力的文人打绷。’”（20）

　　中国历朝骚人墨客每年第月每天留下的字画、留下的“从命文学”“铺助文学”“文绣文学”还少吗？多以海量。无非是：忠君爱国、劝善惩恶、咏史怀古、感事赠人等。附会、附丽、附庸。

　　有声音吗？有引体向上的东西吗？有终极关怀吗？有永恒追求吗？有彻底和无限的精神吗？有真正意义的宗教价值吗？

　　——垃圾！几乎全是一堆垃圾！！！

　　中国不缺这些，不缺这些“咏史怀古、感事赠人”等附庸之作，不缺故事；中国缺的是彻底启蒙与民间觉醒；“中国需要创造自己的精神启示录和贯穿历史的忧思录”（21）；中国不缺《论语》《诗经》《道德经》，中国缺《圣经》；中国不缺愚民，缺公民；不缺诗人、作家，缺公知；不缺制度的“顶层设计”，缺的是法制的真正“着陆”与平民化，缺的是人的平等与自由。

　　所以，中国最“遗憾的是，流氓太多，烈士太少；可悲的是，流氓风光，烈士寂寞。”（22）

　　玩。一直在那里玩！——在历史的灰烬中。

　　玩收藏。玩字画、玩瓷、玩石头、玩古董、玩印刻、玩烟壶、玩手镯、玩链珠、玩古钱币、玩牌、玩茶道、玩女人、玩鸟、玩蚰蚰、玩狗、玩菩提子、玩邮票、玩美元、玩时髦、玩“万山一片红”、玩“文革”、玩毛主席像章、玩空灵……

　　这空灵，可不是万物有灵，有救赎、有永生、有上帝。

　　它啥也没有。“千山鸟飞尽，万径人踪灭。”——无人无物。说怎么无人无物呢？它“空灵”呀！佛道境界、空空大道啊。有人的画不多。要么就一人：一人一几一壶，一人一河一杆一鱼篓；要么就两人：两人一桌一棋一桃。多半坦胸裸肚。那哪是人？大隐大道大仙啊；世外桃源啊。那壶里多半是酒，非酒即茶；那肚多半是罗汉肚（大肚），肚里乾坤。人都休闲，闲闲的，闲情闲致闲适闲静闲雅……中国人玩的就是这种闲这种雅这种空，生也玩死也玩，玩得晕晕乎乎。

　　血在哪？泪在哪？枯骨在哪？万人坑在哪？哪塌了，哪炸了，哪龙卷风？哪火山地震了？哪金融危机，哪贪官污吏？关我屁事！一概与己无关。那是国家的事啊？本大爷不谈国事，谈国事甭找大爷。——老子就这么闲？！老子“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闲是我的本事！

　　想想这些痞子、这帮流氓文人，如何指望他们从末日的落泊中、从午夜的深渊中拷问灵魂，从“灵魂的拷问”中“升起一座座文学和哲学颠峰”。 如何期待他们成为公民、公知？抑或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法制社会？他们宁可“替魔鬼效劳”（卡夫卡），与魔鬼与世界一起沉没。

　　为何如此堕落？甚至成了“魔鬼”和资本的帮凶？

　　首先，儒术腐化了他们的脊梁，抽取了他们的钙质，其次，道家漂白（或流失）了他们的血液；前者将犬血勾兑人血，后者将犬血勾兑成寡白之水。所以，人就像一张盖销作废的过期票据，在世界永远无法兑换，永远漂泊，没有故乡，只有异乡；就像一根抽空了铜芯的电线或一杆竹竿挑着的空衣衫，永远空空荡荡的，无人，无以寄托。所以，中国人把故乡和返乡、把着陆把寻根看得比谁都重要。中国人在娘肚子里就没有故乡，一直悬置，一直漂移，只有一抔变动不居的泥土，只有打包的指甲盖里的故乡；一直怀着永远的乡愁实际上永远没有故乡、永远在路上。我们是一个永远苦行在路上的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直是困扰着我们的（也是世界的）一个问题，但我们好像一直没有拷问过这个问题。我们想当然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及时行乐，自陶，玩，耍，混。这个体制也只给出这么一条路，一条惰落之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这又说到这个体制，这种“上下有差别、等级有次第”的差序体制，这个产生过众多“冷血动物”的体制，正是它把所有的人都拉下水拉下平庸拉下“什么都不是”。政府和那些寡廉鲜耻的权棍们是绝不会轻易改变它的，他们宁可让你腐，让你无作为，让你柔软无骨、成为食腐的蛆虫，让你“扒粪”，也不愿看到你的觉醒，也不愿看到有一个民间、一个民众自发的反腐反体制，不愿看到“全国性的公民护国运动”，以及“由此开展对威权统治的彻底清算。他们宁可权力之肉烂在锅里，抱着摇摇欲坠的帝国沉沦，也不会分发给普通民众一张真正的选票，让民众作主”（23）对于那些胆大妄为、勇于挑衅现行恶政者，“他们会变本加厉收拾……秉持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策略的执政者，绝不会就此认怂，奉民意为圭臬，他们还会沿着那条正在塌陷的千疮百孔的路走下去。认输不是他们的性格，妥协，也不是。千万别低估了他们钢铁般的意志，一旦炼成这样的意志，就必定会不惜任何代价摧毁一切反对者，造就万马齐喑的意志帝国，哪怕是末日帝国……指望最高权力拥有者切断自己的供血体，无异于一场春梦，他们怎么会挥刀自宫呢？”（24）——所以，国人只能无尊严地生活在高压和强权之下，过一种庸俗、低俗、媚俗的生活，劣币逐良币，假币逐金币，恶性循环。

　　中国文化，戳破了，是狗屁不值的！荒凉、荒疏、荒漠；豺狼当道，虎豹成群；到处是泥潭，到处是漩涡，到处是黑洞，到处是山头；没有人气，没有火气，没有血气，没有正气，没有真正的悲悯和救赎，没有彻底的至善与挚爱；只有腐气、煞气、江湖之气、酒气、血腥之气和衰败之气。所以，中国文人（包括中国人），内鬼多，流氓多，汉奸多，小人多，叭儿狗多，堕落腐败多，出卖灵魂的多。一个高度奴性的人，是没有任何原则性可讲的；在利益面前什么都可以出卖，没有任何底线。人们除了怯懦、冷漠、冷酷、自私、贪婪、无耻，就是幸灾乐祸。没有真正的信仰。尤其当代，知识分子几乎集体沦落。甘当帮闲，争当帮凶。摇尾乞怜，狂吠！如此（一帮文人），咋担当得起民族和人类的精神脊梁？！

　　于大师，多聪明的人，他是不会反对现行体制的，也不会自找没趣，所以只反同质化。哼叽几声，表示叫了，是称职的；可以了，可回“窝”写字。他是可以在“无论什么风吹草动”的情况下，“都能拿出令上边满意的大作”的。无怪乎他著作等身。

　　他指出（也是“兴、观、群、怨”四字经的延引），“一首诗的好”一定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25）。

　　什么叫“惊风雨，泣鬼神”？

　　于大师说：“我以为一首好的诗就像塔一样，塔基广大，很多人有感觉，被打动，可以进入，但诗真正的核心，它要表达的最隐秘的部分，是一层层往上升的，读者经验的深度不同，对诗的领悟也就不同，就像禅修一样，只有时间和经验能让你进入深处。像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可以说是废话，什么也没说，陈述事实而已。但读者若是有禅意的人，就会明白，这首诗不是那么简单，所谓‘大巧若拙，大音希声’”。他强调： “如何树立和建立诗的‘金字塔’非常重要”（26）。

　　就是说，像“金字塔”一样的诗、“一层层往上升的”，就可以“惊风雨，泣鬼神”，这样一种（儒诗）诗观。请问“金字塔”是一个什么东西？它的原本形态是坟墓，葬法老的，是死亡之地。有人气吗？这里只有魔鬼才在此出入。用它象征一种极权政体倒很形象，但用它来作为“一首好诗”的设计，恐怕真的只有“泣鬼”了，“神”是绝对不会泣的。在此（段话里），他还提出了一种（禅诗），那就是像王维的“废话”诗（超脱适性），也是可以“惊风雨，泣鬼神”的，他“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啊！

　　——荒唐！

　　我不知道于大师写了多少“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诗？以于大师几乎日产一首的生产流水线进度量是大的，这种车间式作业的产品能够“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吗？我们不妨试读他一首，这首也据说是不同凡响、誉满神洲、传于大江南北、入选多种著名选本并被很多著名文人叫好的名诗《尚义街六号》：

　　尚义街六号/法国式的黄房子/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喊一声 胯下就钻出戴眼镜的脑袋/隔壁的大厕所/天天清早排着长队/我们往往在黄昏光临/打开烟盒 打开嘴巴/打开灯/墙上钉着于坚的画/许多人不以为然/他们只认识梵高/老卡的衬衣 揉成一团抹布/我们用它拭手上的果汁/他在翻一本黄书/后来他恋爱了/常常双双来临/在这里吵架  在这里调情/有一天他们宣告分手/朋友们一阵轻松 很高兴/次日他又送来结婚的请柬/大家也衣冠楚楚 前去赴宴/桌上总是摊开朱小羊的手稿/那些字乱七八糟/这个杂种警察一样盯牢我们/面对那双红丝丝的眼睛/我们只好说得朦胧/像一首时髦的诗/李勃的拖鞋压着费嘉的皮鞋/他已经成名了 有一本蓝皮会员证/他常常躺在上边/告诉我们应当怎样穿鞋子/怎样小便 怎样洗短裤/怎样炒白菜 怎样睡觉 等等/八二年他从北京回来/外衣比过去深沉/他讲文坛内幕/口气像作协主席/茶水是老吴的 电表是老吴的/地板是老吴的 邻居是老吴的/媳妇是老吴的 胃舒平是老吴的/口痰烟头空气朋友 是老吴的/老吴的笔躲在抽桌里/很少露面/没有妓女的城市/童男子们老练地谈着女人/偶尔有裙子们进来/大家就扣好钮扣/那年纪我们都渴望钻进一条裙子/又不肯弯下腰去/于坚还没有成名/每回都被教训/在一张旧报纸上/写下许多意味深长的笔名/有一人大家都很怕他/他在某某处工作/“他来是有用心的，我们什么也不要讲！” /有些日子天气不好 /生活中经常倒霉/我们就攻击费嘉的近作/称朱小羊为大师/后来这只手摸摸钱包/支支吾吾 闪烁其辞/八张嘴马上笑嘻嘻地站起/那是智慧的年代/许多谈话如果录音/可以出一本名著/那是热闹的年代/许多脸都在这里出现/今天你去城里问问/他们都大名鼎鼎/外面下着小雨/我们来到街上/空荡荡的大厕所/他第一回独自使用/一些人结婚了/一些人成名了/一些人要到西部/老吴也要去西部/大家骂他硬充汉子/心中惶惶不安/吴文光 你走了/今晚我去哪里混饭/恩恩怨怨 吵吵嚷嚷/大家终于走散/剩下一片空地板/像一张空唱片 再也不响/在别的地方/我们常常提到尚义街六号/说是很多年后的一天/孩子们要来参观（于坚《尚义街六号》）

　　就是这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堆杂碎、一堆垃圾（他已经成名了 有一本蓝皮会员证……怎样穿鞋子/怎样小便 怎样洗短裤/怎样炒白菜……口痰烟头空气朋友 是老吴的……大家就扣好钮扣/那年纪我们都渴望钻进一条裙子/又不肯弯下腰去/于坚还没有成名/每回都被教训/在一张旧报纸上/写下许多意味深长的笔名），两次提到“成名”。恕我孤陋寡闻、才疏学浅、资质鲁钝，怎么看怎么欣赏也没有欣赏出大师这首诗高在何处，雅在哪里？不知道怎么就这种诗，还有那么多的人喝彩？好像不喝彩还不行，不喝彩还不足以显示自己有水平？人家是大师呀！大师这样写自有大师的道理？大师就是尺度，大师就是标准，大师怎么写都是诗。大师这样写你不这样欣赏你否定就说明你没水平。然而，我这个低水平低度的人却总是欣赏不了大师这种高水准的诗、喝不了大师的高度酒。晕！总觉得这不是诗，是伪诗，非诗。勾兑的。别人勾兑还掺进少许的纯酿，别人勾兑还心虚脸红，大师无需心虚脸红。大师勾兑不心虚脸红，反而喝酒的人心虚脸红，喝勾兑酒的人是怕品不出大师的酒味来而心虚脸红。于大师可直接兑，上来就兑，直接用非诗，直接把随便一堆散记杂记杂感杂碎分行排列、掐头去尾，兑成“诗”。你怎么品，你怎么知道，又能怎么说？所以大家都不说。怕没水平。就像“皇帝的新装”，谁也不说。沉默。学习。戏仿。因为大家发现，这倒不愧是一个很“高明”的写诗的好办法，一条捷径。你写我写，大家都这么写。方便呀。可以直接“成名”。写的人多，就认可了，这条路就通了，这样写就是诗，这种诗就是诗，诗就是这样写的。非诗就是诗，没有意味就是意味无穷。这样写的多了，跟风的多了，于大师就成了“他们”（诗派）的大师，伪诗的大师就是这样做成的。中国目前诗歌市场充斥着这种东西，铺天盖地，风气就这样被于坚“他们”这帮人带坏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不用；那个骑着毛驴在长安朱雀大街上苦吟和推敲的诗人贾岛，傻逼。我们不用贾岛，我们有现代的假大师，一天一首。想想如此一类非诗，又如何“惊风雨，泣鬼神”？！如何“团结……部落的人”，“把部落的人召唤在一起”？如何不是“今天当代文学越来越衰落”的象征？又如何不是“你的写作只是变成你个人的自我表演，你可以表演我也可以表演”？

　　酒勾兑也罢，诗勾兑也罢，文化勾兑也罢，怕就怕最终把人也勾兑。怕人勾兑成狗。因为饮勾兑“酒”过量，就迷糊，就会发疯，浑然不知西东，不辨方向，没有标准，一条发疯的狗，见谁都会狂吠，连主子都会咬的。这就是最大的悲哀！

　　于大师进一步阐释： “如果一首诗没有通过新的语言形式再次抵达好，止于至善。无论发表，获奖、走红、被翻译、被评论……都是无效的。”（27）

　　什么叫“至善”？

　　在《答俄罗斯莫斯科大学邓月娘副教授》一文中，他说：“诗止于至善。善并非道德概念，而是生生，生生之谓易，诗是令生命生生不息的那种语言，而不是控制、窒息生命的语言。”

　　就是说“生生不息”就叫“至善”。敢问，“生生不息”是什么？不就是一种“唯生命意志论”吗？“唯生命意志论”不就是“由生命大流的本然形态推导出来的礼法秩序和伦常人生的价值形态”吗（28）？而“生命大流的本然形态”不就是《易·序卦》里所说的：“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一套吗？以此来确立血缘关系和君臣关系。这种“至善”在此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除了说天地宇宙的创生化育力量外，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道德伦理吗？怎么说“并非道德概念”呢？如此“至善”（之诗），又怎么“令生命生生息”，又怎能“不是控制、窒息生命的语言”呢？看来于大师又在蒙（人）。

　　这种“唯生命意志论”核心是很可怕的，它是导向极权的。它先是强调“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天”的意志与人的意志是同一的。即人也可像“天”一样“生生不息”（也是“德”的内涵）。于是可以“‘天’不言，君子代天立言，‘天’不动，君子代天之动”（29）。“生生”实际是人的一种意志膨胀，人可以打着“天”的幌子自称天子、可以“替天行道”。所以儒、道所要达到的生存状态（内在伦理、超脱适性）都很可怕。企望用这样一种“至善”谈超越现实很荒唐。因为人不是“天”，人也不是神，人就是人自己；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有毛病、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单凭人自己的力量无法超越自己，也无法超越现实。因为在儒教那里“确立的只有一重世界（现世），而没有两重世界（现世与超世）、三重世界（地狱、人间、天堂）。‘天’与人的本体同一，排斥了超验世界得以确立的任何可能”（30）。

　　还有，他说的“诗却是一种自由，天然的民主，”“诗教，一语中的”“新诗重建着汉语的丰裕、中正、朴素、安静。最重要的迹象是，新诗在走向深厚”。（31）都是扯蛋。

　　倒是被他谈的什么“止于至善”呀、“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呀、“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诗是对无的召唤”呀、“引出万物者”呀、”在中国，诗就是教堂”呀、什么“中正、朴素、安静”呀，等近乎宗教的一些惊人之句震住了，晕了。就像（《黔之驴》中）虎见驴一样，莫相知，大骇，憖憖然，敬畏，以为然，以为确堪称大师，以为那光头可不是白理的、不是人人都可以理的，以为于大师确实懂的东西多，精深，以为他这是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出来的。开始让人很迷，但不是着迷，而是很迷茫。但后来细读他的大作（包括他的诗），才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受骗了！他真不知道。他把他看到的那些半生不熟的东西，加上他历年打捞上来的那点家当一股脑儿全抛出来了。一是可以作为一种知识吓唬人，二是为了装门面、装B、装大师，三是为了显摆，先锋，很现代，引领潮流。其实骨子里很腐朽。跟他所敬奉的屈原、陶潜、苏轼等差远了（孔子、老子、孟子就别说了）。因为他身上全是那种腐臭的东西、糟粕的东西。没有一点新的东西。他（像苍蝇一样）逐臭的就是封建文化中的那些最末流的。他写了那么多讲了那么多，也就几条“筋”，非常格式化。他的搜罗来的有些诗观是自相矛盾的。

　　他的所有讲话，都是他的“自我表演”。他心中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自己就是大师——中国当代的文学大师。比如在《答俄罗斯莫斯科大学邓月娘副教授》中，邓月娘教授问：“在你看来，谁是中国当代诗坛上最有意思的人物？谁最积极？谁最先锋？”他答的只有一句“这样的人物有过很多，我也曾经是其中之一”，他举的也只有他自己一个，也只有这一句切题。然后就是答非所问。说“这样的人物……很多”，是哪些？请举几个你于大师心中的（先锋诗人），让我们开开眼界，学习学习？没有。他没举。不是举不出，而是不举。他不举，你也就知道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不用举，他就是大师。跟他一起出道的那“很多”先锋诗人，他不屑！根本就不在他的视野！也就是说“中国当代诗坛上最有意思的人物、最积极的、最先锋的”就只有他。大师不能太多呀，太多怎么会是大师呢？！所以他答非所问，话题一转“先锋今天已经过时了，太多的先锋了。先锋今天没有什么压力，未经官方批准的刊物泛滥成灾，谁有钱都可以自己办，比我青年时代自由多了。在美学上，今天的诗只是对上世纪80年代先锋派诗人开辟的各种写作的可能性的重复或者持续”。听听，“过时了”“太多了”“未经官方批准”“谁有钱都可以自己办”“重复或者持续”。就是说“太多了”“自己办”就不先锋，无论你现在怎么努力怎么独创，都“过时了”，都是他当年先锋过的，都是对他们的“重复或持续”，而且“未经官方批准”，所以不先锋。好像他们当初办《他们》民刊不是自己办的、也不是随便办的。并且断言如今比过去（上世纪80年代）“自由”。让你听了冷半截腰（弄不好要重度感冒）。都不用写了，于大师一人写就够了。

　　于坚，大师乎？充其量，一个三流诗人，或一个末流文人。看了的诗文就知道。

　　他就是玩。他就是固步自封。

　　他写的那些《棕皮手记》《暗盒笔记》《便条集》《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包括《献给外祖母的挽歌》《飞碟》《0档案》（此诗稍有点意味）等长诗，我没看出有什么好来。没看到真正有价值的、很前卫的思想和很有艺术核能的容量；没有看词的叛逆与革命，他的所有诗几乎都是一种很写实的、笔记体风格的分行，句子很常规。——可以这么说，他的写作是对汉语言、对诗歌、对思想、对美学几乎没什么贡献。在思想层面也许是一个负数，别人是向前向上拉动，他是向下向后拉动；别人做的是加法加数正增长，他做的是汉语的倒付倒扣负增长；别人把文明的历史的航船往前往上推，他是往后倒拽往部落往巫古往魔鬼往图腾往血腥野蛮的方向拽。

　　中国的图腾是什么？

　　这里我想赘述一下，因为关于图腾，于大师一直念念不忘。

　　对于图腾的解释，我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撒旦。龙就是撒旦。龙是中国人虚构的一种最凶狠最残暴最冷血的“动物”。张牙舞爪、怪异狰狞、噬血成性。“从‘龙驾乎帝服’（《离骚》），‘龙’成为帝王专利，秦始皇被咒称‘祖龙’，‘龙’便始终是后世帝王所专有的最高权威符号，一直到满清王朝的龙旗飘扬和没有龙旗的对‘龙’的赞颂”（32）。几千年来，龙，一直就是盘踞在我们民族上空的阴云和恶魔；龙，并不是什么至福的图腾（或福星），并没有给国民带来福运，它唯有的只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血腥和家破人亡的灾难，带来了一个又一个轮流坐庄的恶棍、一个又一个换班执政的混蛋和流氓，老百姓一直都是政治的牺牲品或祭品；中国一直处于“龙”（即撒旦）的管控之下，暗无天日；一直惶恐不安、不可终日。过去是，现在依旧是。——这就是于大师念念不忘的执意要回归的图腾。

　　表面上看，于大师的问题是一个诗人和一个文化人的怀乡病，无家可归，实际上是一种怀旧病，或作旧病，也或者就是秀旧（他是什么都可以拿来秀的）。……但也似乎没有那么简单，也似乎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一种纯旧的苍白；纯粹是一种怀旧或秀旧的苍白倒也没什么，他的心机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更晦深更韬杂。谛观一下他的那些作所为所言（尤其他在云南）之后，不由得不让人一阵阵彻骨的寒心和绝望。——龌龊！——恶心！感觉他已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和文化人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帮闲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腐朽，他已然“落草为寇、在山为王、助纣为虐”。赫赫一个云南王。云南大鳄。谁也不敢招他惹他。于坚就是云南，云南就是于坚，没有别人；于坚就是云南的品牌，云南的品牌就是于坚；要看（云南）诗找于坚，（云南）诗就在于坚那里。就像要抽烟喝茶饮酒一样：要抽烟，找玉溪；要喝茶，找普洱；要饮酒，找云南红。于坚是唯一的。

　　目前，天南地北，有很多这种“地方唯一”，而且正在挺进“中国唯一”，乃至“世界唯一”。中国东南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华北，以及京津冀地带，到处都已形成这样或那样唯一的地王（帮主）和土大鳄。不仅如此，他们还都孵化、催生和培植了一批维护自己形象和品牌的铁粉和狗仔。他们在那儿登坛作法、呼风唤雨、腾云驾雾、黑白颠倒、雄霸一方；他们习惯了众星捧月，习惯了做“行为”和出镜，习惯了镁光灯和各种光环，习惯了廉价的吹捧和互粉，习惯了让诚实而孤独的写作者长久的冷寂……；他们申请“中国制造”，收进名人辞典，写进大师谱系……  有的甚至冒刷国际条形码，紧急出土西欧及拉美市场，让世界以为中国大师就是他，他就是中国大师。唯一的，最独特的。他就是金币，最应该放到“国际篮子”的就是他、他的那枚。让世界晕，让上苍也头痛。

　　真“大师”呼？真“大作”呼？

　　……事实上，不管你如何运作：假大师就是假大师，扒了皮，就一混混，一个混球儿；赝品就赝品，扒了皮，就一粪蛋（一粪球）。

　　一个混球怎么会成就大师呢？世界从来就是：文化决优劣。小国寡民就小国寡民，小文化就小文化。格局在那里，与疆域之大小没关系。

　　混蛋越滚越大的，只能是“粪球”。

　　2015．11．12北京牌楼营

　　12．21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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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文注释：

　　（1）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北京 三联书店，2008。

　　（2）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北京 三联书店，2008。

　　（3）俞伟超：《铜山丘湾商代社祀遗迹的推定》，《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

　　(4)裘锡圭：《说卜辞的焚巫尫与作土龙》，《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6)《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

　　(7)《逸周书汇校集注》卷四《克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8)《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释文》，文物出版社，1974。

　　(9)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0)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1)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2）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 三联书店，2001年7月。

　　（13）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 三联书店，2001年7月。

　　（14）《于坚：五千年的中国在最近三十年被完全的拆迁了》（也即《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学》）  先锋诗刊   2015-07-29搜狐网

　　（15）《论语·颜渊》

　　（16）《论语·泰伯第八》

　　（1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8）《于坚：一己之见，谈谈好诗》，中国南方艺术，2015-08-13。

　　（19）于坚《诗是世界的隐喻》，2015年《大家》第2期。

　　（20）何兴玉《最绝望的腐败不是官员而是知识分子》

　　（21）黑丰：《一种文学的政治写作》，2014年《大家》第4期。

　　（22）何兴玉：《最绝望的腐败不是官员而知识分子》。

　　（23）老愚，英国《金融时报》，2015。

　　（24）老愚，英国《金融时报》，2015。

　　（25）于坚：《一己之见，谈谈好诗》，中国南方艺术，2015-08-13。

　　（26）于坚：《一己之见，谈谈好诗》，中国南方艺术，2015-08-13。

　　（27）于坚：《一己之见，谈谈好诗》，中国南方艺术，2015-08-13。

　　（28）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 三联书店，2001年7月。

　　（29）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 三联书店，2001年7月。

　　（30）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 三联书店，2001年7月。

　　（31）于坚：《一己之见，谈谈好诗》，中国南方艺术，2015-08-13。

　　（32）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北京 三联书店，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