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朱大可的博客

　　互联网广场的文化生态，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长期以来，中国互联网是哄客的主要阵地，他们借助微博之类的自媒体，针对各种新闻事件发表看法，以匿名、化名或实名的方式，卷入舆论制造的宏大潮流。尽管有“蛊惑”和“迷失”、“谣言”和“轻信”、“误导”和“盲从”的所谓“乱象”，但这并非是研究者担忧的重点。一个更值得探究的表象在于，自媒体的本性，一直在学堂和厕所之间摆动，犹如支配互联网的钟摆效应。

　　一项对某大学的内部学生调查发现，表示通过微博弄清各种现实真相、思想逐步走向成熟的同学，占到78%以上。这个数据足以向我们展示，微博上的真相披露，有开启民智的强大功能，正在成为推动思想进步的力量，必须小心地加以呵护。民众不是傻瓜，他们只能被暂时愚弄，却不能被永久蒙蔽。所谓“断开网线”才能改变命运的说法，只能暴露出对网络民智的恐惧和敌意。

　　有人抱怨微博存在着大量“负能量”，并将其归咎于一些有影响力的“公知”。这是一种荒谬可笑的言论。“负能量”的确存在，但不在于“批评政府”的一边，而是在于触发事端的根源——犯错的政府部门。在应对民众的批评浪潮时，涉嫌违规执法者不是否认基本事实，就是以所谓“临时工”、“实习生”之类的谎言来加以搪塞。若公众批评不能推进工作的改进，便只能令管理者的诚信/公共形象危机更加深重，而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危险的“负能量”，它正在成为中国改革的最大障碍。

　　是的，政府不可能被民众骂倒，但它却会被自己的丑行所拌倒。不要埋怨公知和百姓，也不要争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而是要学会自我反省和检讨，并不断矫治正在腐化的官僚政治。没有公正的行政体系和正义的文官风格，就不会有良善守法的民众。如果弄不清这个因果逻辑，就不会有清廉的政治文明，也不会有“中国梦”的兑现时刻。

　　互联网的负能量，不是来自网民的表达激情，而是在于放肆的语言污染。我们已经看到，正是在以微博为主体的互联网广场上，大学教授和娱乐圈搞笑明星，以脏词跟网民对骂，直接把贫弹扔进茅坑，激起大面积污染。这是一种精英和网民共同营造的秽语狂欢，而微博主管机构对此含笑不语。勤奋的“小秘书”只删除有“不适宜对外公开”的段子，却长期放纵毒化互联网生态的污言秽语，试图以放纵针对平民的秽语，来换取对政治话语的严控，由此获得互联网的“生态平衡”，这已是各大主流门户网站的基本游戏规则。但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那么互联网已经获取的艰难进步，将会遭到彻底瓦解。

　　中国哄客需要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学会如何倾听不同意见，并“誓死捍卫他人说话的权利”。但十多年来，许多人在这此方面没有明显进展，甚至有日益退行的趋势。拥有一个可能正确的观点，只是进入公共讨论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如何正确表述这种观点，并学会正确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这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教养，更是公民的基本责任：当你捍卫了其它公民的话语权利时，你也就捍卫了自己的话语权利。在众声喧哗的互联网广场，这种权利上的互相呵护，是公民理性对话的重要保障。

　　导致网民不懂得理性对话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完全拒绝争论。官员和老师负责提供“唯一正确”的标准，决不允许下级跟领导争辩，更无法容忍学生在课堂上跟老师和同学争论。这种“一言堂”、“标准答案制”和“大一统文化”，是旧帝国专制文化的神圣遗产，却被完好地继承下来，成为支撑中国公共交往的基本逻辑。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正确的”知识和观点，从来就不是学习、争论和自行分析的结果，而是至上而下强行灌输的产物。这种思想专制传统，令中国人习惯于统一的思想和声音，无法接纳多元化的意见格局，也从未学会容忍不同观点，更不懂得如何展开以尊重对方为前提的理性争论，一旦面对不同意见，就会本能地仿效官员、老师、家长和警察，采用激烈方式进行回击，用各种高强度的秽语，殷勤问候对方及其母亲及其祖宗，由此制造激烈的口水暴力。

　　这种由体制导致的文化病症，可以称为“暴力对话强迫症”，它把所有平等的观点争论，都变性为可笑的话语斗殴，在影响互联网广场生态的负面因素中，这是比较令人难堪的一种，它强化了互联网作为厕所的属性，而且有继续转型为战场之虞。它所制造的口水冲突，无法推动历史变革，而只能掀翻社会正义的标杆，把中国拖入文革式的深渊。但推动话语卫生的根本路径，并不取决于网民自我清洁的美德，而是取决于互联网商的秽语过滤机制，没有这种机制，任何言辞美妙的“网络文明公约”，都只能是一堆无效的废话。

　　注：本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时，被编辑作了删改，以致文义发生偏斜，且没有征求本人的意见。本处发表的是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