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曾被纳粹德国奉为经典的《我的奋斗》将在德国迎来二战后首次再版。事实上，希特勒曾为《我的奋斗》撰写过续篇，但因未发行而鲜为人知。如今，作为对希特勒“第二本书”最熟悉的人，一位美籍德裔历史学家对这份“文化遗产”的价值进行了解读。

　　1962年，格哈德·温伯格（GerhardWeinberg）重返阔别多年的故乡汉诺威时，发现自己老家所在的那条街两旁的建筑物几乎都是新的，惟独他小时候住过的那所房子留了下来。和许多德国城市一样，汉诺威在二战期间遭到了毁灭性的轰炸。站在故居门前，温伯格对那些盟军飞行员心存感激：“我突然笑了起来，他们没有炸掉的那幢楼正是我住过的那一栋。”

　　从书页中发掘丑陋记忆

　　温伯格家的老屋所承载的记忆并不都是愉快的。1934年，因为家族的犹太人血统，温伯格的父亲丢掉了公职，只得利用自家的客厅为打算逃离德国的人们提供咨询服务。随着种族主义思潮蔓延，家成为温伯格惟一的避难所。他说：“放学路上，我经常被（纳粹分子）打得鼻青脸肿。因为不想让妈妈伤心，我会先躲起来，直到鼻子不再流血再回去。”

　　如今的温伯格已是耄耋之年的老者。尽管早已退休，他依然渴望从故纸堆中发掘出丑陋的记忆。33岁那年，以历史学家身份，他回到德国调查希特勒的遗产，在此过程中扮演了第三帝国元首的“编辑”：他发现了这位独裁者继《我的奋斗》之后的另一部专著——一部有关种族和对外政策的宣言，只是因没有公开发行而鲜为人知。在慕尼黑现代史研究所（Munich’sInstituteofContemporaryHistory）帮助下，他决定将其出版，以昭示天下。

　　无独有偶，2016年，《我的奋斗》也将迎来1945年之后的首次再版。之前，该书的出版和流通一直被德国法律禁止，缘由之一是“不愿冒犯犹太人社团”，二是担心刺激起新纳粹思潮。据媒体报道，新版《我的奋斗》长达2000页，除了希特勒的原文，每页都附有点评，还有数以百计的脚注，为的是帮助21世纪的读者更好地把握书中暗藏的有害因素。

　　用温伯格的话说，《我的奋斗》早该解禁了。当然，并非所有德国人都持相同观点。一位曾于巴伐利亚州文化部门供职的前官员宣称：“我与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家人进行的多次交谈都显示，这部可耻的作品以任何形式再版……都会带来巨大的痛苦。”

　　“那是深入骨髓的恐怖”

　　就对第三帝国文化遗产的态度来说，出身于犹太中产家庭的温伯格有些特立独行。孩童时代，祖父经常带他到杜塞尔多夫的一处火车扳道站去玩。他回忆说：“在我们行走的大桥下面，蒸汽机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我们一会儿消失在白色的蒸汽中，一会儿冒出来。”

　　温伯格5岁时，纳粹党取得政权。在一个日益对犹太人另眼相看的国家，汉诺威的动物园让他与茫茫尘世建立起奇妙的联系：来自美国的草原土拨鼠能帮他消磨掉一下午时光；更让他开心的是，只需付一点点费用，孩子们就可以骑在陆龟的背上。

　　温伯格的父亲曾是法官。后来，德国司法系统不再接收犹太人，老温伯格便做起了移民顾问业务。当时，许多犹太人前来咨询签证、税费等事宜，把他家搞得像个车站，公寓的门廊就是候车室，成为被迫害的男女老少逃离德国的旅程的起点。时间一长，温伯格的双亲也开始考虑移民国外——他家在美国有亲戚。但是，美方严格的移民政策延缓了他们的计划。

　　1938年，德国银行将犹太人的账号冻结，随着全家人的生活陷入困顿，温伯格的妈妈开始频繁地询问孩子们身上还有没有零花钱。当年11月9日，犹太人的大批财产在“水晶之夜”中化为乌有。事后，各地报刊却不以为耻地刊登犹太教堂被毁的大幅照片。在德国，犹太教堂被称为“上帝之屋”，温伯格几乎天天路过那里。他百思不得其解：“人们怎么可以如此疯狂？他们居然烧毁了上帝之屋。对那时的我来说，那完全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怖。”

　　故纸堆里爆出惊天发现

　　赶在战争爆发前，温伯格通过“儿童运送站”（Kindertransport，一项由民间人士主导的，旨在帮助犹太儿童逃离德国的计划）来到英国，再举家辗转前往大西洋彼岸，最终进入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就读。正是在那段时期，他将二战特别是纳粹德国确定为自己毕生的研究方向。

　　温伯格记得，上世纪50年代，他受美国军方之托，负责将后者没收的德国文件进行微缩胶片摄影。某日，一位士兵问他是否来自汉诺威，“对方展示了当年的一份逮捕令，我父亲的名字赫然在目。”每当说起这段往事，他都为自己和家人的好运气庆幸不已。

　　温伯格的工作室本身就是战争遗物，那是波托马克河畔的一栋建筑物，原来是兵工厂。大楼里储存着海量档案，有些内容敏感的材料被锁在保险箱里，似乎与弹药一样易燃易爆。

　　之后的事实印证了这一点。在翻阅纳粹党上台前的文档期间，他开始听说希特勒的“另一部”手稿。一位曾受雇于纳粹党御用出版机构的雇员回忆称，有一部希特勒口述的、有关外交政策的书，从来没有出版；1942年前后，希特勒本人也提到过它。温伯格起初认为，这样一部文稿或许正在某个遥远的档案室里与灰尘做伴，也有可能早已毁于战火。

　　1958年的一个夏日，温伯格照常打开一大捆文件，上面的标签指出它是《我的奋斗》的部分草稿。“读了开头几行文字，我就发现这个标签贴错了。”他回忆道，文件的第一行写道：“政治是发展中的历史，历史本身又代表了人类为生存而奋斗的发展”。接着，原作者又以似曾相识的腔调声称，“外交政策有助于人们保护自己，而自卫的本能需要战争”。

　　这堆非同寻常的文字中，随处可见对犹太民族的构陷，但也有不少前所未见的东西，比如对“德国与美国开战”的预言。此后不久，温伯格收到了慕尼黑现代史研究所的来信，询问他是否听说过《我的奋斗》的续篇。他当即以激动的语气回复：“是的，我刚刚发现了它！”

　　彼时，温伯格刚满30岁，与这份手稿的年龄相同。

　　历史的意义在于防止遗忘

　　希特勒的“第二本书”曝光后3年，慕尼黑现代史研究所获得了其手稿的影印件，上面附有温伯格的评注。然而，令温伯格始料不及的是，他在美国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后没多久，市面上便冒出了一些未经授权的非法版本，翻译和介绍都有不少瑕疵。他无奈地说：“从那时开始，所有出版机构都将我拒之门外，谁也不想成为希特勒著作的出版者。”

　　希特勒《我的奋斗》还有部续篇？

　　希特勒的“第二本书”内容涵盖广泛，包括外交基础理论、德国外交政策、战争与和平、国家间竞争、跨国联盟等。此为未经授权的英文版封面。

　　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第二本书”的命运跟《我的奋斗》面临的情况便愈发相似了。纳粹德国灭亡后，其领导人著作的版权一度被美国取得，但很快被交还给德国地方政府；作为“去纳粹化”的具体措施，它们遭到了最严厉的封杀。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的研究员佛罗伦·塞普（FlorianSepp）强调了官方的态度：“这些书对公众来说太危险了。”

　　温伯格并不赞同类似观点。以《我的奋斗》为例，1945年至今，始终有成百上千万册该书在民间流通，但缺乏一个“以批判为基调的，带有背景和注释的”版本。在对“第二本书”的评注中，他提到，“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希特勒是一个人，一个国家的元首，一个象征。”而在现实中，上世纪60年代，出版社不敢直面希特勒的“第二本书”；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害怕他的第一本书。问题就在于：单纯地禁止其印刷和出版，并不能有效地阻止公众接触希特勒的思想，却阻碍了学者们寻找让更多人铭记后者危害的途径。

　　在温伯格眼中，历史的首要意义在于防止遗忘。事实上，他自己的人生中也有一个重要时刻，曾令他在多年间不堪回首。那是1938年深秋的一天，他所在的学校突然宣布：所有犹太裔学生不许再来上课。“我一直极力压制它，这是一段非常令人受伤的经历。”他说。

　　直到2001年，温伯格再访汉诺威，偶遇几位老同学，听他们描述起童年时光。交谈中，不知是谁提到了那个特殊的日子；那一刻，覆盖于那段黑色记忆上的“烟雾”终于消逝无踪。（编译/书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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