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硕士。评论者、译者。主要研究兴趣包括批评理论、艺术、神学等。

　　我们生活在思想、艺术和文化全面萎缩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艺术和思想处于赤道的无风带，平庸、单调、冷漠和世俗。在世界任何一个都市，走进任何一间当代画廊、艺术馆，大的还是小的，中的还是西的，皇家的还是私人的，都可以看到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每个文学奖项，每个所谓惊世骇俗的艺术家、文学家、思想家或教授，每本有分量的著作，都在玩着上个世纪，或者更上一个世纪玩剩的残羹剩饭。我几乎不会关注任何文学奖项，任何艺术展览，任何名人的讲座，任何新书。这个时代很难有一种思想和艺术可以让你觉得新鲜、刺激，唤起你的激情，让你欲罢不能。我们生活在思想、艺术和文化全面萎缩的时代，这不是个人的问题。在这种时代中生存，天才往往变得世俗（不是被埋没，而是潜能得不到发挥），而平庸者往往得到俗世的加冕，因为平庸者最喜欢看到平庸者的胜利。

　　从上世纪开始，欧美文学变成了一座汽车装配一样的工厂。无数价格昂贵的“创意写作”的作家训练班在大学开设，以为将写作标准化、教条化、精致化，可以像培养学位一样教育出作家，像好莱坞大片一样遵守各种俗套就可以卖出好的票房。毫无疑问，有一天这种创意写作的课程一定可以培养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因为诺贝尔文学奖无非是某种假大空的政治正确口号的一块遮丑布，它最喜欢遵守规则的“投机者”。在西方，学术和艺术的政治正确三大件（“种族”“性别”“身份”），就像万金油一样，加冕了无数平庸的理论家、作家和艺术家。一个作品要“先锋”，要“惊世骇俗”，要“震撼”，一定要思想正确，才华平庸点也没有所谓，甚至没有才华也没有所谓。

　　打开一本美国某顶尖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重量级”作品，里面看到的不仅是“精致的平庸”（刘瑜语），而是带着一种强烈的“平庸的必要”。假如你走进一个西方大学的人文学院，第二代的亚洲面孔或黑人面孔大多是搞“后殖民研究”，女性面孔大多在做“女性主义”，男同性恋者几乎都在做“酷儿理论”。除此之外，还有无数“政治正确”的研究，环保主义者、动物主义者、种族研究、性别研究。每个有志向的学术青年都是正义和民主的化身，都是政治正确的未来栋梁。他们嘴里的“政治”（口号），是西方人文科学最自恋，最自认为有深度，也是在理论中最肤浅，最简单，最不需要理论的学问。在“政治”中，唯一需要在乎的东西就是正确！好像一个理论家不讨论“政治”就是肤浅的，一本书和一个艺术作品不“政治”就是不艺术的。而“政治”，作为一种世俗时代的人造偶像，往往是最没有深度和最没有理论可言的学问，这是为什么欧洲自从解构运动以来几乎不存在什么思想家，更不用说英美高度的实用主义性和“政治”那种必然联系了。因为每个思想家都去搞“政治”，因为“政治”最容易操作。

　　诺奖是思想和想象力平庸的高峰盛宴

　　诺贝尔的评审让人想起了西方人文学科的同行评审。据说爱恩斯坦这样的天才到美国时，投到杂志上的文章被同行评审，几乎气得要撤稿，没有什么比一个天才被毫无才华可言的同行去评审更羞耻的了。没有什么比人文学科和艺术中的同行评审更能体现出对天才和原创的仇恨。艺术这种独一无二的东西，理论和艺术这种充分原创的东西，是最不需要，最拒绝评审的东西。这就像文学这种东西，本来是挑战任何常规，拒绝任何标准和量化东西，它最为抵制虚荣、奖项、纪念碑、政治的东西。但越是平庸，就越喜欢这样的东西。因为平庸者从来不相信天才的存在，他们要将艺术“民主化”和“社会化”，将感性“民主化”和“大众化”，将高深和困难的东西庸俗化，将神圣的东西世俗化，将真理的东西相对化。

　　诺贝尔奖并不是文学的最高成就，而是一座欧洲艺术的坟墓。问题也许不是它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么简单，而是：政治是灵魂萎缩后的一根饥不择食的救命草。一代不如一代的子孙披着一件祖先遗留的皇帝新衣，以掩盖内心自世俗化以来的虚无。毫无疑问，这是思想和想象力贫乏的平庸者的高峰盛宴，一种对文学的侮辱，一种文学自身的羞耻。（文/孔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