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以为读了这些年的书，具备了阅读的能力，可是真正读懂的书有多少呢，这个问题真不好意思深究。幸运的是，这回我差不多可以自称读懂了止庵先生的新书《神拳考》，甚至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神拳考》解决了我若干问题，其一如何读懂一本书，其二如何写一本书，其三如何读懂作者的想法。有一个便利的条件是读其他书所不具备的，读《神拳考》时，我有疑问随时可以请教作者，好比开卷考试似的。

　　说来我对于义和团的兴趣并不亚于止庵，《神拳考》所引用书，我几乎全有，而且某些版本优于止庵，比如四大本的《义和团》，我收藏的是1951年神州国光社初版本（仅印3000套），而且还是印书更少的精装本。有那么一段时期，一见到“义和团”“拳匪”“庚子国变”这些字眼，我就来了精神。曾于民国杂志见到一部《庚子拳变日记》，查了查未收入各种义和团资料书里，便抄录下来（1.5万字），边抄边体会“全城陷入恐慌”的历史景像。

　　以往我所看的都是有关义和团的资料汇编书，从未读过今人关于义和团的论着或文章，《神拳考》是唯一的一本。止庵说“这书有过不止一个名字”，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愚钝如我，竟然花费了这么久才读完和读懂，好歹我也出过十几本书，作为同行，很想弄明白止庵为何写与如何写这本书的。我记得他说启笔之前“我把这一想法分别告诉谷林翁和扬之水，回答竟不约而同，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他们最不感兴趣的两桩事之一，另一桩则是太平天国。”

　　止庵称“我受到一点打击，相信他们说的自有道理，但是却已经从开始读的书中觉出一点意思，好有一比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我知道止庵为写这书，花费了一年的时间，专门翻看了与义和团相关的 “上谕奏稿，函牍文告，笔记杂录之类，一共有七百多万字。” 并作了十多万字的摘录。从如此巨量而庞杂的阅读中只是“觉出一点意思”，看来这个“一点意思”非同小可，不然何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很晚之后，我才完全明白“一点意思”的意义。

　　止庵称“我看历史，觉得史家述说起来总是放过虚妄的一面，把握实在的一面，这当然没错，但是现在看来是虚妄的，起初对当事人来说也许反倒是实在，而实在的则要很久以后才能为我们所知道”。

　　止庵“觉出的一点意思”，正是史家放过的“虚妄的一面”；而义和团运动所引发的连锁式“虚妄”，正是止庵的“我的兴趣在另一方面”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关键原因。

　　也许“虚妄”等同于“胡闹”，所以读书水平极高的“谷林翁和扬之水”对此“最不感兴趣”。

　　止庵棋高一着，从“虚妄”中杀出一条理性与思辨之路，同时有意无意地提高了像我这样水平较低的读者的水平，享受到了较为高级的“阅读的乐趣”。

　　虚妄引人发笑，虚妄值得思考的一面却总是被忽略。

　　个人体会，止庵的这段话“关于本书所涉及的一段历史，别人已经议论很多，我没有兴趣重复，也不想做翻案文章，我希望根据现有的材料另外说点什么”。与止庵一贯的的思想“既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前提，也不轻易给别人规定前提。”可当作解读《神拳考》的两块引路牌，顺着它走，不大会走两岔了。

　　对于我来讲，虽然具备了一些义和团的知识，实话说，读《神拳考》也挺费劲，因为这书的叙述方式与通常所见大大不一样，止庵称这书应归类于“文化批评”，难怪读得吃力，但是一旦读进去了，渐入佳境，则变为“不忍释卷”。

　　我一向对“神” 字反感，所以听止庵讲这书起名“神拳考” 时，条件反射，马上反对，就好像前几年反对他的《比竹小品》一样，说“书名里搁‘小品’多俗呀。” 类似的反对还有《茶店说书》的“说书” 。现在看来，止庵这番话实在切中要害: “依我之见，‘拳’为何‘神’，又是否‘神’, 诚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所在。”

　　一百多年之后，再看当初义和团那些 “神乎其神”“荒诞不经” 的法术、咒语、乩符，为何上至“当轴诸公”，下至“村野匹夫”均迷信得如痴如狂。历来农民运动总是产生一两个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奇怪的是义和团这么轰轰烈烈的运动却没有，支撑着运动进行的是无数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 ，请看诸神之一部“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为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镖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陀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 这都哪跟哪呀，既虚且妄，可是这样的歪理邪说，形成了历史的现实。

　　至于那些替慈禧顶罪的“当轴诸公”，城破事败，个个慷慨赴死，全无惧色，止庵对此作如是评论：“愚蠢可以包纳各种美德，例如执着，忠诚，勤勉，清廉，甚至将个人生死完全置之度外。”这些要臣们慷慨赴死之前不忘慷慨陈词，首犯毓贤自作挽联“臣死国，妻妾死臣，谁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娇儿七龄，耄稚难全，未免致伤慈孝意；我杀人，人亦杀我，夫复何憾，所自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涓埃无补，空嗟有负圣明恩。” 更有拳民劝毓贤率领他们反叛清廷，毓贤不允，并自信将成为“后世有名誉之人物。” 局势最危之时，巡阅江南水师大臣李秉衡（1830-1900）抵京勤王，这位70高龄老臣满心指望义和团的法术“好歹能灵验一次” ，甫一接仗，不战自溃，李秉衡服毒自尽，留有遗书称“衡上负朝廷，下负斯民，无可逃罪；若再偷生，是真无人心矣。天下事从此不可问臣罪。”止庵认为这样的“一死了之”，“它以最负责任的方式，造成最不负责任的结果。” 庚子国变之后，在几次历史大事件中具有“临危一死报君主”品质的大人物，反倒几乎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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