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
□《中国图书商报》记者刘观涛
□有人说你是位有着“浪漫情怀”的出版集团老总，在刚召开不久的全国新闻出版局局长会议上，你很有诗意地用狄更斯小说《双城记》里的一段经典文字，来描述刚刚过去的“十五期间中国出版业”：
“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也是一个光明的时代。这是一个智能的时代也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也是一个怀疑的时代……”
■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十五”期间的整个中国出版业，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问题也不少。
“九五”、“十五”期间中国书业的“体积”增长了四五倍，而且是非常快的速度。不过，这么快的速度还是以高投入、高库存、高退货、低现金回笼来维持高速增长。
□早在十多年前，你就不断“预测”和“预言”中国出版业，我们非常好奇的是，你那时候的分析预测和现在的实际情况，预测准了多少？预测错了多少？
■在主要的趋势上，几乎是百分之百准确！当时我作的预测结果，那时候也有些人不能接受。在１９９０年，我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出版业作了全景式的分析，出版了《中国图书业经济分析》。到今天为止，我作的所有的分析都没有过时。有书为证。
而此后我作的各种预测，包括出版集团、中盘、物流化建设、数字化等等，到今天也都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你的人生经历简直就像是一本“出版专业的历史书”，１９７７年，从部队复员来到上海市出版局，从资料员干起；后来在学林出版社当编辑，上海三联书店任副总编辑、总编辑，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当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当社长兼总编辑，随后担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一直到１９９９年担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社长、总裁。大半辈子“干遍”了出版业的各个岗位，“总编辑、社长、出版局长、集团总裁”，这些闪亮的角色中你更偏爱哪一种呢？
■对我来讲，我觉得差不多。因为我非常喜欢出版工作，工作对我来说是生命中的最大乐趣。
和很多人不一样的地方是：我是把出版作为我的终身职业来看待的，而有的人只是把出版看成短暂的一个职业。
我现在所有的岗位都是和出版有关系的岗位。可能和其他人不大一样的地方是，我更多地关注出版产业发展的趋势，从１９８２年当编辑的时候，就不断地研究分析甚至大胆预测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趋势。
□刚刚开始的“十一五”，出版业要面临一些严峻的问题，比如说教材招标、退货狂潮、改制成本等，在一个出版集团老总的眼里，“十一五”的出版状况有可能产生哪些具体变化？
■我个人阶段性的判断是：估计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可能是出版业调整的年份。到底这个调整的年份是多长，现在还很难讲。我个人的感觉是，主要的指标可能会下滑，出版业可能会进入一个调整的阶段。
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大多数出版社来讲，企业的成长是有周期的，跟产品的周期一样。中国出版业大多数出版社其实在前三年到四年，已经走到了企业成长曲线的高点。事实上，现在大多数出版社是在下滑的这个新一轮成长周期过程中。因为出版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小学教材的招标、免费教材的推行，出版业的利润越来越低。一般图书已经达到微利阶段，有的甚至达到无利阶段了。
那么，怎样应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呢？出版业还有什么样的发展机遇呢？我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认为：最大的机遇，是全力主攻“内容产业”。虽然内容产业对出版社来说要求非常之高。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一直在考虑新的商业模式，让世纪出版集团迎来第二次崛起。
□能不能给透露一下：在上一个五年出版阶段中，最让你喜悦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没有要国家一分钱，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出版了《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等体现核心出版观的一大批好书。我一直在讲一种世纪出版集团的核心价值观：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脊梁。现在我不能说已经成为文化脊梁，但我们正在努力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脊梁。上海世纪集团的这种健康的发展，我们这种运作模式的国际标准模式，是在过去的５年里让我感到非常欣慰的事情。
□那么，最让你焦虑、闹心、睡不着觉的事情又是什么呢？
■干我们这个行业，有着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问题，最焦虑、最闹心的事情是体制的问题。
由于存在天然弊端的体制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也不是个人能够改变的。比如人的问题。我们现在要大踏步发展的时候，需要进行资源重新配置。但是很多时候因为“体制和人”的问题，让我们很多想法不能够很快实施。
□你的出版人经历很有传奇的色彩，在你还是个助理编辑身份的“无名小卒”，就主持策划了影响深远的“青年学者”丛书，这在当时的出版界是很破天荒的吧？
■的确是非常偶然的机会。１９７７年我从部队复员当了图书室的资料员。当时其实有机会步入仕途，但我觉得部队书少，到图书室工作，起码看书方便了。那时，我对经济学研究有着浓厚兴趣。复员第一年，写了篇论文《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生产》，投到当时的《社会科学》杂志。随着一系列经济学论文的发表，我开始引起了“注意”。
１９８１年我被调去学林出版社当编辑，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使我策划出版“青年学者”丛书的这一愿望得以实现。这件事情做成功以后，当时上海恢复建立上海三联书店，汪道涵先生对出版工作情有独钟，他说，上海三联书店应该与北京三联书店有所差异，要编一点经济学的书。汪道涵同志的这么一个建议，使我在１９８６年就做了上海三联书店的副总编辑。那时，我当编辑还没有多少年。
后来，我就整合全国青年经济学者的力量，编出了“当代经济系列丛书”。１９９１年这套书就被公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学术品牌之一，现在这些书已经出版到２００多种了。其中９种先后获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励——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
□您在出版界有个“绰号”：叫“出版经济学家”。因为你本人就是一位经济学家，惯常用研究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去看出版，撰写了１００多篇经济学论文和《中国图书业经济分析》、《ＷＴＯ与中国出版》等５部专著，这在中国出版界是很少见的。
■严格来说，我并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主要是比较少的人能够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看待我们这个产业的一些问题，我的价值可能也就在这里。业内很少有人从这种角度来思考。我现在的经济学研究也不过把经济学的一些方法，用于研究出版业的一些问题，还是围绕着出版业。当一个出版人要管理一个集团，最关键的是要把握产业发展的趋势，可能你的事情就做成了一半。
□你的员工评价你是“一只不停旋转的陀螺”，而且据说跟着你出国是件“非常累人的苦差事”。这些传闻是真的吗？
■我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出版上。工作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乐趣。不过，我一般不让我的下属加班，也从不会开会开到１２点。而且我也不参加任何应酬，除非是实在推不掉的。晚上不搞应酬，每天看书２小时。今年集团出版的大多数新书我都翻过。
跟我出国的人会感觉比较辛苦。比如，我们对美国的传媒业进行为时１０天的考察，就要先后拜访美国索尼音乐集团，维亚康姆集团及其属下的音乐电视公司，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麦格劳－希尔集团及其属下的教育出版公司、标准普尔公司、商业周刊，培生集团，参观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无时无刻不和各种类型的数字打交道。每个重大决策之前，我们都要“出国”调研一番，这已是惯例。
□除了工作，你有哪些特别的爱好呢？国内出版人喜欢“琴棋书画”的人不少，你的雅好也有一些吧？
■我的业余爱好无非是打打桥牌，突然要调整一下，要轻松一下，就要打一下桥牌。不过，突然要打桥牌，可没有专人陪我打，这很简单，到网上找网友打一下桥牌。还有，我一个礼拜会打两次乒乓球。除此之外，读书是一种调整，读书对我是乐趣。
我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每天读一本书，甚至练就了“边听报告边读书”的特殊本领。其实，到现在每年我还要编几本书，因为我是当编辑出身的，这算是我的一种特别的爱好。虽然我现在很忙，但每年还要审很多部书，疑难的书稿要在我这里审。
□从“助理编辑”到“集团社长”，从“八十年代”到“十一五”，你的编辑思路怎样跟着时代的脚步实现“十八般变化”呢？
■我刚当编辑的时候，策划得比较成功的图书是“青年学者”系列，后来到领导岗位之后，我策划的图书范围越来越广，几乎涉及了所有领域的图书策划。而到了集团，我开始整合集团的所有资源来策划一些选题，还把更多精力用在数字化建设上。这是我在“十一五”期间要做的，这样可以使内容发生更重要的变化。
□你算是对出版行业“海陆空”各工种都特别熟悉的人了，那么，在近３０多年的出版生涯中，最让你震撼、最让你自豪的事情是什么呢？
■最让我震撼的事情，是我出国时的感受。我每年都跟国际出版业进行交流。１９８８年，我第一次去欧洲，当时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跟随中央银行一个课题组去。那次接触的都是中央银行或者最大的商业银行，最大的震撼是实地了解到国外银行运作的模式、体系。我感触特别深刻：什么时候，我们国家的出版企业，能够达到那样的规模？！现在我们正在朝这个目标前进努力。
而最让我自豪的事情，也与国外考察有关。我记得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去国外只能见到外国出版集团第三层面的人员。而到今天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全世界所有的出版巨头，我陈昕去了都能见面会谈、平等讨论。我的一个长处是关注整个出版业的趋势。而我的这种观察，国际出版业的不少ＣＥＯ也很认同。二十多年之后的这种变化，让我感觉到了一个出版人的自豪、一个中国人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