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兰英

我国第一家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世纪出版:锻造以出版为主体的现代传媒公司

  我国第一家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6日在上海出现。这家由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整体改制而来的股份公司,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中无疑会留下重要一笔。为何要改制?怎样改?改后将会出现一个怎样的企业形态?又有哪些值得人们借鉴和思考的地方?带着一系列问题,记者采访公司董事长陈昕,与他作了一番推心置腹的对话。

  记者:世纪出版集团是经中央主管部门批准的全国第一家出版集团,从1999年2月成立以来,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止过,而且取得了不错的业绩。2003年9月,集团成功扩张——7家原属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出版社划归集团。经过几年的发展,世纪出版集团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在国内乃至海外都有一定知名度。那么,今天为何还要改制?

  陈昕: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入世的步伐不断加快,出版改革不断深化。出版集团、发行集团、超级书店、连锁经营、现代物流、网络出版、数字化等新的出版组织、新的业务形态、新的技术手段不断涌现,出版产业化的进程迅速推进。但是,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商业模式,都有其发展规律,即都会经过培育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弱期。中国出版业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有的发展模式,应该说已经到了成熟期,相当一部分出版单位开始进入衰退期。因此,如何让企业突破增长的极限,迎来第二个成长周期,这是我们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现行出版单位的事业性质,在思维观念、治理结构、内部机制、市场融资、并购重组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出版单位突破增长的极限。党的十六大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将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定为股份制。在这种背景下,出版单位由事业性质转向企业性质,成为必然。而随着发展,企业也必然从国有独资向股份制等企业形态演化。于是,经过充分的调研和准备,世纪出版集团选择股份制,转制为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记者:记者注意到,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是以发起方式,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核准设立的。6家发起单位分别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大盛资产有限公司、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和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对此你们是如何考虑公司的股权结构的。

  陈昕:在市委宣传部和市国资委的主持下,去年9月,世纪出版集团开展了清产核资工作。今年年初,又进行了资产评估工作。这样,为集团发起股份公司,获有出资比例,提供了有力而又翔实的依据。选择这6家发起单位,主要是考虑业务上的互补,在公司结构上具备跨行业、跨地区特点,使转制后的企业从一开始具备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形态,有利于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有利于跨地区发展和合作,也为今后企业的进一步升级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创造空间。同时这6家发起单位均是国有企业,这既符合了现有国家法规的规定,又有利于保证党和政府对意识形态阵地的影响力。

  记者: 任何一项改革,最终的目的,是在保证职工利益的前提下,做大做强企业。但是,也有人担心,改制后,一方面职工利益受到侵犯,一方面国有资产流失。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陈昕:首先应该表述清楚的是: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实行的是国有企业持股,从董事长到职工,任何人不持个人股。因此,公司的国有性质并没有改变,也就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不流失的问题。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取得实效的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起一套符合企业生存需要、调动员工积极性、促进出版生产力提高的管理机制。这其中的重点是企业的激励机制。公司建立后,将全面改革传统事业单位的劳动人事管理制度,通过平等协商签订劳动合同,调整职工收入分配结构,工资收入与企业效益和职工实际贡献挂钩。公司还将依法建立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等等。可以负责任地说,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不仅不可能损害职工利益,反而会进一步尊重职工创造,保障职工利益。

  记者:公司化以后,由于多方投资,在资金上肯定比以前多得多。当然,有钱好办事,很多事可以做起来了。但是,并不是钱多,赚的钱就更多了。即便赚钱,还有一个怎样的赚法的问题。对于一个以出版为主体的股份制公司来说,更必须兼顾经济与社会两个效益。“内容为王”,这是出版界在经历这么多年的改革以后,取得的一种共识。公司在这方面有什么考虑,或者说有什么规划和远景?

  陈昕:我们坚持把提高文化企业的内容创新能力作为首要追求,将公司的使命陈述为: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通过我们的选择,提供能够创造或增加价值的内容和阅读体验;通过我们的整理,传播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通过我们的服务,与读者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实行企业运作和按照产品线组织出版资源是当今发达国家出版业发展的主流形态。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将明确在大众、教育、专业三大出版领域中的布局和地位;确定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工具书、大众读物、古籍整理、专业图书等6条产品生产线。围绕产品线逐步调整出版社结构、产品结构,成立高教图书公司、外语教育图书公司等;建立汉语类工具书、双语工具书、课程教材发展编纂和研究基地,开发各种类型的语料库和数据库,等等。在今后的10年内,出版包括1500种的“世纪人文系列丛书”、38卷5000万字的《大辞海》、3000种的《清人文集丛书》、100种的《中国专题史系列》、180种的《长城丛书》等等。我们还将与百联集团共同组建上海百联世纪图书连锁有限公司,建设年吞吐图书码样100亿元,建立在电子化、信息化基础上的现代世纪秋雨物流基地,兼并一些有影响的图书出版公司等等。

  记者:股份制企业,如何坚持党的领导,也许是人们关心的又一个问题。在这方面,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

  陈昕:无论是企业还是事业,出版单位都是党的意识形态阵地。为保证党对转制后出版企业的控制力,我们在公司的章程中对体制设计做了一些必要的制度安排。这种基于股权、决策、执行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不仅能适应一般稳定时期党对出版企业控制力的需要,还能保证在特殊波动时期党也能够有效控制出版企业。我们的目的,是锻造一个符合社会主义特征的,在世界有一定知名度的,以出版为主体的现代传媒公司。

  这家由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整体改制而来的股份公司,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中无疑会留下重要一笔。为何要改制?怎样改?改后将会出现一个怎样的企业形态?又有哪些值得人们借鉴和思考的地方?带着一系列问题,记者采访公司董事长陈昕,与他作了一番推心置腹的对话。

  记者:世纪出版集团是经中央主管部门批准的全国第一家出版集团,从1999年2月成立以来,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止过,而且取得了不错的业绩。2003年9月,集团成功扩张——7家原属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出版社划归集团。经过几年的发展,世纪出版集团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在国内乃至海外都有一定知名度。那么,今天为何还要改制?

  陈昕: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入世的步伐不断加快,出版改革不断深化。出版集团、发行集团、超级书店、连锁经营、现代物流、网络出版、数字化等新的出版组织、新的业务形态、新的技术手段不断涌现,出版产业化的进程迅速推进。但是,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商业模式,都有其发展规律,即都会经过培育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弱期。中国出版业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有的发展模式,应该说已经到了成熟期,相当一部分出版单位开始进入衰退期。因此,如何让企业突破增长的极限,迎来第二个成长周期,这是我们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现行出版单位的事业性质,在思维观念、治理结构、内部机制、市场融资、并购重组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出版单位突破增长的极限。党的十六大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将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定为股份制。在这种背景下,出版单位由事业性质转向企业性质,成为必然。而随着发展,企业也必然从国有独资向股份制等企业形态演化。于是,经过充分的调研和准备,世纪出版集团选择股份制,转制为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记者:记者注意到,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是以发起方式,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核准设立的。  6家发起单位分别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大盛资产有限公司、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和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对此你们是如何考虑公司的股权结构的。

  陈昕:在市委宣传部和市国资委的主持下,去年9月,世纪出版集团开展了清产核资工作。今年年初,又进行了资产评估工作。这样,为集团发起股份公司,获有出资比例,提供了有力而又翔实的依据。选择这6家发起单位,主要是考虑业务上的互补,在公司结构上具备跨行业、跨地区特点,使转制后的企业从一开始具备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形态,有利于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有利于跨地区发展和合作,也为今后企业的进一步升级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创造空间。同时这6家发起单位均是国有企业,这既符合了现有国家法规的规定,又有利于保证党和政府对意识形态阵地的影响力。

  记者: 任何一项改革,最终的目的,是在保证职工利益的前提下,做大做强企业。但是,也有人担心,改制后,一方面职工利益受到侵犯,一方面国有资产流失。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陈昕:首先应该表述清楚的是: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实行的是国有企业持股,从董事长到职工,任何人不持个人股。因此,公司的国有性质并没有改变,也就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不流失的问题。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取得实效的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起一套符合企业生存需要、调动员工积极性、促进出版生产力提高的管理机制。这其中的重点是企业的激励机制。公司建立后,将全面改革传统事业单位的劳动人事管理制度,通过平等协商签订劳动合同,调整职工收入分配结构,工资收入与企业效益和职工实际贡献挂钩。公司还将依法建立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等等。可以负责任地说,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不仅不可能损害职工利益,反而会进一步尊重职工创造,保障职工利益。

  记者:公司化以后,由于多方投资,在资金上肯定比以前多得多。当然,有钱好办事,很多事可以做起来了。但是,并不是钱多,赚的钱就更多了。即便赚钱,还有一个怎样的赚法的问题。对于一个以出版为主体的股份制公司来说,更必须兼顾经济与社会两个效益。“内容为王”,这是出版界在经历这么多年的改革以后,取得的一种共识。公司在这方面有什么考虑,或者说有什么规划和远景?

  陈昕:我们坚持把提高文化企业的内容创新能力作为首要追求,将公司的使命陈述为: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通过我们的选择,提供能够创造或增加价值的内容和阅读体验;通过我们的整理,传播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通过我们的服务,与读者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实行企业运作和按照产品线组织出版资源是当今发达国家出版业发展的主流形态。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将明确在大众、教育、专业三大出版领域中的布局和地位;确定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工具书、大众读物、古籍整理、专业图书等6条产品生产线。围绕产品线逐步调整出版社结构、产品结构,成立高教图书公司、外语教育图书公司等;建立汉语类工具书、双语工具书、课程教材发展编纂和研究基地,开发各种类型的语料库和数据库,等等。在今后的10年内,出版包括1500种的“世纪人文系列丛书”、38卷5000万字的《大辞海》、3000种的《清人文集丛书》、100种的《中国专题史系列》、180种的《长城丛书》等等。我们还将与百联集团共同组建上海百联世纪图书连锁有限公司,建设年吞吐图书码样100亿元,建立在电子化、信息化基础上的现代世纪秋雨物流基地,兼并一些有影响的图书出版公司等等。

  记者:股份制企业,如何坚持党的领导,也许是人们关心的又一个问题。在这方面,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

  陈昕:无论是企业还是事业,出版单位都是党的意识形态阵地。为保证党对转制后出版企业的控制力,我们在公司的章程中对体制设计做了一些必要的制度安排。这种基于股权、决策、执行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不仅能适应一般稳定时期党对出版企业控制力的需要,还能保证在特殊波动时期党也能够有效控制出版企业。我们的目的,是锻造一个符合社会主义特征的,在世界有一定知名度的,以出版为主体的现代传媒公司。